本文目录一览：
- 1、体育节的由来是什么？
- 2、有关体育节的来历.?
- 3、有关体育节的由来
体育节的由来是什么？
"体育节"(Sports Festival，Sports Day)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根据社会和民众的需要设立的以开展体育活动为主题的社会活动日。它由某地区或某机构发起，活动内容广泛，一般包括:赛事运动、休闲娱乐、体育文化讲座、健康知识宣讲或图书展等多项活动，目的是推动全民健身、弘扬体育精神、塑造本机构或本地区的体育文化。
清朝末年，由于鸦片传入中国，国人染上吸食鸦片的坏习惯，导致整天精神不振，无心工作，国家由盛转衰最后走向灭亡。而外国人也耻笑我们是“东亚病夫”，积弱不振。民国后，政府为了提倡全民运动，改变外国人对我国人民的不良印象，所以在民国三十一年将国历九月九日订为“体育节”。
中国体育节属于“节事活动”之一。“节事”是一个外来词汇。“节”是指节庆活动，“事”是指特殊事件。从“节事”的微观角度看，其本质是项目管理，是围绕着“一件事情”来考虑问题、分析问题的，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具有暂时性和唯一性，在不超支、不超时的限制下最大程度满足客户需求。体育节不同于其他项目的普遍特征有：利益相关方众多、参与人数众多、公众参与度高，从参与者角度看具有体验式的、主观的、依赖于社会认同等典型特征；同时有媒体高覆盖率，因此对举办地有较大的宣传作用，是体育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可以对地方产生较大经济拉动作用。
将8月8日设为“中国体育节”，是重庆网友“博8341”12日提出的，迅速成为网友关注的话题。重庆某媒体随即面向社会发出《倡议书》，2008年8月13日的北京青年报等32家知名报纸、网络媒体支持、响应，国家体育总局有关人士通过媒体感谢重庆网友。据了解，在2008年“两会”上，政协委员茅玉麟就已经提出，为纪念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促进全民体育健身运动，建议能够通过立法形式，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日设立为我国每年“体育节”日。
有关体育节的来历.?
1942年，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时期，南京国民政府设置了全国性的体育节。
体育活动，对于增强人的体质，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体育活动的开展堪称久远。到了近代，特别是进入民国以后至抗日战争爆发前，随着经济的缓慢发展和西方体育活动方式和理论的逐步传入，中国的体育活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各级学校中较普遍地开设了体育课，培养了一批师资和专门人才，民间曾建立了一批社团，组织过一些体育活动等，一度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然而，从北洋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当时皆对此不予重视，绝少扶持，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曾颁布《国民体育法》，但实属具文，从未认真实行，从而造成中国体育事业大大落后于世界水平的状况，如1936年在德国柏林举办的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在所参加的项目中全部失利，仅靠武术表演挽回了一点面子。
抗日战争开始后，南京国民政府很快尝到了体育落后的苦果。当时急需扩充军队，但由于以往不重视体育，广大民众更因生计艰难而无从锻炼身体，从而极大地妨碍了国民体质的提高，使得南京国民政府难以征募到合格的兵员———应征的“壮丁”不壮，多为“瘦丁”。据军政部1937年的一份报告称，该年数次降低入伍的身体标准，但不及格者仍占五分之三以上；随后考选空军时，体格合格者尚不到百分之一，从而引起了各方面的震动。在一届国民参政会上，不少代表呼吁开展国民体育活动，以增强人民体质，国民政府亦不得不采取临时抱佛脚的方法，急抓体育。1940年10月10日，教育部在陪都重庆召开了全国国民体育会议第二次大会，蒋介石在会上强调：“今后抗战建国的教育，就是要注重体育，重秩序，守纪律。”会议提出并通过了修正1929年颁布的《国民体育法》的议案，经过努力，1941年9月9日，国民政府公布了修订后的《国民体育法》，其中规定：凡中华民国国民均有受体育训练的义务，由此以改造国民的体魄，增进民族健康，还规定教育部为主管全国国民体育的行政机关。1942年初，教育部呈文行政院称：“为利用重九习俗（指民间重阳节登高的风俗）推行国家大法（即《国民体育法》），并为实施国民体育，纪念国父首次起义（即孙中山拟于1895年10月26日重阳节发动的广州起义）起见，特规定九月九日为体育节，并拟定《体育节举行要点》。”此议得到了行政院的批准，颁布全国执行。这是我国第一个由政府规定的体育节。
1942年第一届体育节的庆祝活动十分热烈、隆重。
从8月开始，教育部国民体育委员会即对庆祝活动进行周密安排，至八月底统计，国民党统治区内决定举办大规模庆祝活动的有重庆、昆明、成都、桂林、西安、汉中等11座重要城市和福建省连城等16个县，举行一般活动者也不在少数，其中重庆的庆祝活动最突出。9月9日下午2时半，首届九九体育纪念大会暨首届重庆市运动大会在夫子池新生活运动模范区广场开幕。随后重庆举行的体育活动有：新生活运动模范区健身班的技巧运动表演，中华国术学会武术表演，英国驻华使馆对中国信托局、荷兰驻华使馆对中央银行的网球比赛，美国空军的垒球比赛，川东师范学生足球赛，滑翔机跳伞，儿童游泳表演，团体健身操表演，女子篮球赛，爬山，渡江，踢毽子等。其他一些地方也因地制宜开展了一些特色活动，如江西的自行车比赛，西康的射击比赛等，均受到民众欢迎。
1943年第二届体育节，各地仍然十分重视，如重庆，9月9日当天，除照例召开庆祝大会，举行体育表演等传统庆祝活动外，还别出心裁地举行了一次“民族健康游行”，体育表演队、女护士队、清洁夫队、马队、贴标语队，并有马车十辆，均布满卫生教育标语，每辆车内有儿童二人，表示注重儿童卫生之意。
但1944—1945年的第三届至第四届体育节，则是在一种特殊的背景下进行的。
1944年已处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但国民党由于消极抗日，保存实力，坐等胜利而更加腐朽，整个战局每况愈下，在豫湘桂战役中丧师失地，一败涂地，引起国统区人心恐慌，民众对当年的体育节根本不可能有多少兴趣。1945年9月9日体育节，恰逢当日在南京举行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举国狂欢，万民同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体育节当然也无暇过问了。
1946年的体育节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一个体育节，各地皆隆重庆祝，特别是在当年沦陷、而今已光复的地区，举行体育节尚属首次，因而体育活动更为热烈。南京的庆祝活动在9月7日即开始，7日与8日活动有游泳比赛，9日举行爬山比赛、网球表演赛、篮球赛与武术表演。又如上海，据《申报》报道，当天上午9时市体育馆举办了“体育与卫生”的演讲会，下午举行乒乓球、篮球表演赛。虹口游泳池下午举行游泳赛。体育节前后，全市还举行了警察杯篮球赛。
然而，国民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违背历史潮流，坚持其一党专政的独裁反动统治，发动了新的内战，全国人民很快陷入苦闷之中，国民经济迅速恶化，人民生活朝不虑夕，体育活动因经费支绌而陷入了窘境，体育节庆祝活动遂呈江河日下之势，一届不如一届。
1948年9月，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决战即将开始，国民党统治摇摇欲坠，为粉饰太平，安抚人心，国民党当局仍然举办体育节庆祝活动。但除南京等处外，各地多采取敷衍态度，举办一些小规模活动即算完成任务。
综上所述可知，南京国民政府所设置的体育节及其活动在抗日战争时期取得了一定成效，对夺取抗战胜利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抗战胜利后，随着国民党的倒行逆施、走向崩溃，体育节也相应地走向了衰微。这就从反面证明，没有进步的政治、社会的保障，就不会有文化艺术的真正繁荣昌盛。
有关体育节的由来
1942年，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时期，南京国民政府设置了全国性的体育节。
体育活动，对于增强人的体质，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体育活动的开展堪称久远。到了近代，特别是进入民国以后至抗日战争爆发前，随着经济的缓慢发展和西方体育活动方式和理论的逐步传入，中国的体育活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各级学校中较普遍地开设了体育课，培养了一批师资和专门人才，民间曾建立了一批社团，组织过一些体育活动等，一度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然而，从北洋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当时皆对此不予重视，绝少扶持，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曾颁布《国民体育法》，但实属具文，从未认真实行，从而造成中国体育事业大大落后于世界水平的状况，如1936年在德国柏林举办的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在所参加的项目中全部失利，仅靠武术表演挽回了一点面子。
抗日战争开始后，南京国民政府很快尝到了体育落后的苦果。当时急需扩充军队，但由于以往不重视体育，广大民众更因生计艰难而无从锻炼身体，从而极大地妨碍了国民体质的提高，使得南京国民政府难以征募到合格的兵员———应征的“壮丁”不壮，多为“瘦丁”。据军政部1937年的一份报告称，该年数次降低入伍的身体标准，但不及格者仍占五分之三以上；随后考选空军时，体格合格者尚不到百分之一，从而引起了各方面的震动。在一届国民参政会上，不少代表呼吁开展国民体育活动，以增强人民体质，国民政府亦不得不采取临时抱佛脚的方法，急抓体育。1940年10月10日，教育部在陪都重庆召开了全国国民体育会议第二次大会，蒋介石在会上强调：“今后抗战建国的教育，就是要注重体育，重秩序，守纪律。”会议提出并通过了修正1929年颁布的《国民体育法》的议案，经过努力，1941年9月9日，国民政府公布了修订后的《国民体育法》，其中规定：凡中华民国国民均有受体育训练的义务，由此以改造国民的体魄，增进民族健康，还规定教育部为主管全国国民体育的行政机关。1942年初，教育部呈文行政院称：“为利用重九习俗（指民间重阳节登高的风俗）推行国家大法（即《国民体育法》），并为实施国民体育，纪念国父首次起义（即孙中山拟于1895年10月26日重阳节发动的广州起义）起见，特规定九月九日为体育节，并拟定《体育节举行要点》。”此议得到了行政院的批准，颁布全国执行。这是我国第一个由政府规定的体育节。
1942年第一届体育节的庆祝活动十分热烈、隆重。
从8月开始，教育部国民体育委员会即对庆祝活动进行周密安排，至八月底统计，国民党统治区内决定举办大规模庆祝活动的有重庆、昆明、成都、桂林、西安、汉中等11座重要城市和福建省连城等16个县，举行一般活动者也不在少数，其中重庆的庆祝活动最突出。9月9日下午2时半，首届九九体育纪念大会暨首届重庆市运动大会在夫子池新生活运动模范区广场开幕。随后重庆举行的体育活动有：新生活运动模范区健身班的技巧运动表演，中华国术学会武术表演，英国驻华使馆对中国信托局、荷兰驻华使馆对中央银行的网球比赛，美国空军的垒球比赛，川东师范学生足球赛，滑翔机跳伞，儿童游泳表演，团体健身操表演，女子篮球赛，爬山，渡江，踢毽子等。其他一些地方也因地制宜开展了一些特色活动，如江西的自行车比赛，西康的射击比赛等，均受到民众欢迎。
1943年第二届体育节，各地仍然十分重视，如重庆，9月9日当天，除照例召开庆祝大会，举行体育表演等传统庆祝活动外，还别出心裁地举行了一次“民族健康游行”，体育表演队、女护士队、清洁夫队、马队、贴标语队，并有马车十辆，均布满卫生教育标语，每辆车内有儿童二人，表示注重儿童卫生之意。
但1944—1945年的第三届至第四届体育节，则是在一种特殊的背景下进行的。
1944年已处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但国民党由于消极抗日，保存实力，坐等胜利而更加腐朽，整个战局每况愈下，在豫湘桂战役中丧师失地，一败涂地，引起国统区人心恐慌，民众对当年的体育节根本不可能有多少兴趣。1945年9月9日体育节，恰逢当日在南京举行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举国狂欢，万民同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体育节当然也无暇过问了。
1946年的体育节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一个体育节，各地皆隆重庆祝，特别是在当年沦陷、而今已光复的地区，举行体育节尚属首次，因而体育活动更为热烈。南京的庆祝活动在9月7日即开始，7日与8日活动有游泳比赛，9日举行爬山比赛、网球表演赛、篮球赛与武术表演。又如上海，据《申报》报道，当天上午9时市体育馆举办了“体育与卫生”的演讲会，下午举行乒乓球、篮球表演赛。虹口游泳池下午举行游泳赛。体育节前后，全市还举行了警察杯篮球赛。
然而，国民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违背历史潮流，坚持其一党专政的独裁反动统治，发动了新的内战，全国人民很快陷入苦闷之中，国民经济迅速恶化，人民生活朝不虑夕，体育活动因经费支绌而陷入了窘境，体育节庆祝活动遂呈江河日下之势，一届不如一届。
1948年9月，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决战即将开始，国民党统治摇摇欲坠，为粉饰太平，安抚人心，国民党当局仍然举办体育节庆祝活动。但除南京等处外，各地多采取敷衍态度，举办一些小规模活动即算完成任务。
综上所述可知，南京国民政府所设置的体育节及其活动在抗日战争时期取得了一定成效，对夺取抗战胜利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抗战胜利后，随着国民党的倒行逆施、走向崩溃，体育节也相应地走向了衰微。这就从反面证明，没有进步的政治、社会的保障，就不会有文化艺术的真正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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