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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把"体育"一词介绍到中国来的人是谁
康有为。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讲学时，已经做过关于德、智、体三育并重的尝试。这在梁启超《康有为传》中有具体的描述：其为教也，德育居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而体育亦特重焉。在康有为的《大同书》中，这种体育观念也已经表现得非常清晰。他曾说：要成为新时代的人才，就必须接受新时代的教育。而新时代教育的特点就是通过“德教、智教、体教”，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所以他说：体育是教育中不可缺少之物。他的具体设计就是：不管小学、中学，还是大学院，除德育智育外，都要“注意卫生体育的设备及环境布置。”使小学生“以动荡其气血，发扬其身体”；中学和大学生，则是“重视体操，以行气血而强筋骨”。
最早把“体育”一词带到中国的是谁？
康有为
如果说洋务派侧重于强兵的作用，而导致了对西方近代体育的最初了解，那么，戊戌变法带来的变化则是：近代中国人开始从更深的层面上接受和认识西方体育，即体育不仅有军事上的强兵作用，更有在国家与民族长远利益上的强种、强国作用。所以，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继续肯定西洋体操在提高军队战斗力作用的同时，开始把西洋体操引进学校教育。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讲学时，已经做过关于德、智、体三育并重的尝试。这在梁启超《康有为传》中有具体的描述：其为教也，德育居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而体育亦特重焉。并规定“每间一日”，课以体操。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维新派人士严复，已经能从全面教育的角度论述体育是强兵之本、是富国之基的道理。他在《原强》中说，大凡国民素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存亡强弱，莫不以此为基础。如果具备了这三者，民族就优秀，国家就强大。他说，在西方国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但国民素质的提高在于教育的正确实施。因此他提出：我们的教育应和西方国家的学校一样，“教人也，以睿智慧、练体力、励德行三者为纲。”
在康有为的《大同书》中，这种体育观念也已经表现得非常清晰。他曾说：要成为新时代的人才，就必须接受新时代的教育。而新时代教育的特点就是通过“德教、智教、体教”，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所以他说：体育是教育中不可缺少之物。他的具体设计就是：不管小学、中学，还是大学院，除德育智育外，都要“注意卫生体育的设备及环境布置。”使小学生“以动荡其气血，发扬其身体”；中学和大学生，则是“重视体操，以行气血而强筋骨”。
康有为的这种体育观念不仅得到他的学生梁启超的认同，而且被梁启超所继承和发展。例如，梁启超晚年在清华学校执教时曾非常明确地指出：“德育、智育、体育三者，为教育上缺一不可之物。”他在《中国之武士道》的文章中公开承认，他推崇古希腊斯巴达人“惟其以尚武为精神也，故专务操练躯体，使之强壮”的措施；他欣赏西方学校教育中“注重于德育体育，锻炼强民之体魄”的做法。所以他主张中国的学校教育也应该是多彩的，少年儿童在学习之余，“或游苑圃以观生物，或习体操以强筋骨，或演音乐以调神魂。”他提出中国教育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培养具有“民德、民智、民力”的新民。在当时中国社会羸弱的条件下，他特别强调“学生必习体操，强其筋骨，而使人人可为兵也。”
不难看出，资产阶级维新派将西洋体操引进学校教育，一方面是对洋务派最初提出的强兵体育观念的继承，一方面也是对洋务派强兵体育观念的发展。因为他们发现：“外国教育必有体操，所以强其体魄，壮其胆气。养成不畏强敌，不慑雷霆之志。然后内之以靖国难，外之以拒强敌，驰骋于炮光爆毁、肉震血气之际而不惧”。故体操者，强体魄、实精神也。所以他们第一次提出了要“研究体育之学，”并扩大了西洋体操在近代中国的实施范围。
汉字体育一词是1876年什么人确定下来的？
汉字体育一词是1876年（日本）近滕镇三确定下来的。
中文的体育一词不是译自英文，而是来自日文，是直接借用日文中的“体育”一词。但是，日本在对英文Physical education（体育）一词的翻译上，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并不是一开始就译作“体育”的，曾译作“身体（之）教育”、“体教”、“身教”等，最后才译定为“体育”。这一过程是在19世纪70年代完成的——1876年，近滕镇三确定用汉字“体育”翻译英文Physical education，于是出现了体育一词，直到1887年才大量被人们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