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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艺术和体育
东晋时期：绘画：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
书法：王羲之的《兰亭集序》
北朝：雕塑：云冈石窟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艺术和体育方面有哪些成就？
战火纷飞，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艺术百花齐放
枫桥话史
06月17日
前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文化是非常复杂的，因为在当时除了中国传统社会流传下来的儒学和道教之外，在当时的西域地区也通过丝绸之路传来了许多国外的宗教文化和形式。佛教、祆教等等都是从南亚、中亚地区传播过来的，并且对于当时中国民众的思想，特别是对少数民族群体的思想影响更为巨大。
《华阳国志》载："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变革更多地体现在思想文化方面，这一变革程度甚至超过了春秋战国时期。因为该时期思想文化上的变革不仅仅体现在中国内部，外部文化的影响在当时也占据着重要地位从某些方面上来说，该时期思想文化领域所呈现出来的竞争场面、时代内涵，甚至是社会影响力都超过了近千年前的"百家争鸣"。所以说，该时期的文化变革是非常复杂和激烈的，这也是该时期充满了血腥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文化的冲突是难以避免的。
龙门石窟
除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和道教思想在不断竞争中相互成长之外，外来的佛教、祆教等派别也加入了这场思想文化、宗教信仰的激烈角逐当中。尽管，我们说中国的传统儒学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属于宗教范畴，但是在这些复杂本土教派和外来教派的影响之下，儒学此时也已经不再是两汉时期的儒学。无论从学术体系、学术内涵还是发展现状来看，儒学都已经呈现出与时代相适应的发展模式。
佛教的传入虽然在前期并没有引发广泛的重视，但是在魏晋南北朝民族迁徙和融合的过程中，佛教的势力迅速扩展到了南方与北方地区。南朝时期出现了佞佛现象，佛教寺院也在大肆修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也纷纷将佛教纳入自己的思想文化体系当中，石窟作为当时佛教发展的重要证明，成为了今天我们研究该时期佛教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此外，在绘画艺术、书法艺术等方面，该时期也衍生出了一批学家和作品。
干呕帖临摹本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像雕塑艺术的发展
东汉晚期传入中土的佛教，其实在印度地区已经发展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佛教在公元前出现，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发展和演变，在戒日王朝时期已经成为了极具影响力的教派。该时期佛教能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北方地区，并且迅速扩展，和之前的早期佛教相比，在教义、修行方式等方面都产生了适应时代需求的变化。
丝绸之路在少数民族统治时期依然发挥了其应有的价值，特别是经济、文化以及思想的重要通道作用。少数民族在北方地区纷纷建立政权之后，更新的佛教思想及其体系也开始源源不断地注入中原地区，继而在中华大地播散开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各个政权以及统治者有不少对于佛教都是非常笃信的，南朝方面主要集中在南梁时期。
王羲之
南梁中又以梁武帝佞佛最甚，突出表现特点就是修建了大量的佛教寺院，相比之下原来的儒家却受到了忽视，在发展速度上远不及佛教和道教。而在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中，除了必要的佛教寺院修建之外，他们更多的是重视佛教石窟雕刻的建造。因此在北方地区的北朝时期涌现出了大量的石窟雕塑，这些雕塑技术手法十分精美，雕像栩栩如生，成为中国文明历史中的瑰宝。
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佛教文化的创造，随着新佛教体系和思想的流入，使得该时期的佛教文化，特别是在佛像建造的艺术方面明显受到了当时印度的犍陀罗艺术的影响。这些石窟雕像十分精美，数量上高达数十万个，每尊佛像都是经过工匠的细心雕琢，即便在今天看来，这种视觉上的感觉还是非常震撼的。
《续高僧传》载："帝以陵阜回互咨谒或难。天保三年下敕于邺城西南八十里龙山之阳。为构精舍。名云门寺。请以居之。兼为石窟大寺主。两任纲位。练众将千。"
鸠摩罗什
魏晋南北朝时期绘画理论以及绘画艺术的演变
绘画艺术历来都是中国古代艺术领域的一个突出舞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环境的复杂性，使得绘画的内容和时代蕴意也出现了较大变化。而且在关于绘画理论方面的一些成就也是非常引人关注的。由于佛教的传入，此时的绘画内容也开始展现了重要的佛教故事和主要代表人物。曹不兴作为东吴时期的画家，是当时少有的能够以佛像及其相关文化作为绘制对象的。
曹不兴的弟子卫协就曾经以绘画佛像出名，此后他的绘画风格也不仅仅局限于此，像人物、山水、田园等风格的绘画，他都非常擅长。因此在西晋时期，卫协在绘画界也是非常出名的，和当时的另一绘画大家张墨并称为画圣。南朝时期的绘画艺术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得益于当时南朝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经济的快速发展，绘画风格也呈现出和谐、宁静之风。
云冈石窟
比如刘宋王朝时期的宗炳就非常擅长观察自然景观，将当时的山水绘画的惟妙惟肖、栩栩如生。萧齐政权时期的谢赫出身于门阀士族，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积累，他最擅长的就是人物绘画。特别是将人物的神态、动作都描绘地细致入微，非常具有神韵。不仅如此，谢赫当时对于绘画理论还有很高的造诣，他编著的《古画品录》，除了搜集了名人古画之外，对于绘画的结构、行笔等方面也做了系统介绍。
《晋书》载："尤善丹青，图写特妙，以为有苍生以来未之有也。恺之每画人成，或数年不点目精。答曰：四体妍蚩，本无阙少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
南梁时期的著名画家张僧繇在临摹佛教寺院墙壁之时，就非常注重实地考察，他通过仔细的观察，包括砖与砖之间的缝隙，颜色的变化，其中最难描绘的就是墙壁颜色的变化掌握。对此，他发明了晕染法，成功解决了这一难以显示出渐变颜色的层次感觉的难题。
曹不兴
书法字体的丰富以及王羲之的千古留名
书法艺术的起步还是比较晚的，在秦朝和西汉时期主要流行的就是官方规定的字体，并且对于字体的撰写有着很严格的限制。因此，当时社会的书法家存在的发挥空间很小，当时的书法形式也就比较单一。到了东汉时期，这种对于书法字体的限制逐渐放松，越来越多的文学家开始创作自己喜欢的字体，由此书法艺术也就随之出现了。
从东汉末期，这种书法体系就已经在丰富发展之中了，蔡邕他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还是当时不断丰富书法撰写的名家。他最具开创性的成就就是利用八分体进行篆刻，这在当时是一种非常新颖的书法篆刻形式。随后的大书法家刘德升就是后来非常风靡的行书的创造者，与此同时他还涉及了草书和真书的书写风格。
蔡邕书法
曹魏时期，行书广泛流行，钟繇、胡昭等人曾经得到了东汉末年大书法家刘德胜的真迹，在临摹的同时不断融入自己的风格，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的行书体系和模式。钟繇于此深入研究，还衍生出了一种全新的书法体，即真书，也就是后来的楷书。这种字体方正大方，气势恢宏，非常具有当时的北方特色，因此备受欢迎。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书法领域最久负盛名的当属王羲之，他最大的书法成就就是能够将当时流行的各种字体进行融合发展，他擅长行书、草书、真书等多种书法风格。而且他在长期训练之下，将各种书法形式糅合一体，博采众长，终形成了一代书法风格。王献之在书法成就上虽然略逊父亲一筹，但是在后世的评价当中也是非常高的，父子二人为我们留下了一场书法盛宴。
《晋书》载："及长，辩赡，以骨鲠称，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深为从伯敦、导所器重。时陈留阮裕有重名，为敦主簿。"
王献之
评价
魏晋南北朝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能够在艺术方面取得诸多成就是非常难得的。尽管这些成就或许并没有惊世骇俗的震动，但是确实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在那个战火纷飞、民族融合的大时代背景，能够取得这些方面的艺术成就还是非常难得的。当然我们也应该知道，这些文化成就的取得也是和当时的社会现实环境离不开关系的。
这些艺术成就当中最为辉煌的就是石窟佛像雕塑了，在东汉晚期传入中原的佛教文化，在此时焕发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与此同时，少数民族入主北方之后，起初对于汉族文明一般是呈现出一种排斥的态度，因此佛教文化在此时成为了众多少数民族首领所推崇的宗教文化。
佛教的影响一直延续到北魏时期，甚至丝毫没有减弱的现象，甚至到了后来的隋唐时期依然对当时社会的民众思想有着很大的影响。北朝时期修建的大量佛像石窟，经过了千年的风沙洗礼，到今天依然存在，这是古人给我们留下的财富。
在一个各方文化、各种形式文化相互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之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各方面的文化艺术也展现出了一种混合、开放、多元的风格。绘画方面，在强调绘画技巧的同时，更注重理论方面的总结。书法方面的风格也是更偏向于由分散到综合的趋势，不论是雕刻、绘画还是书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的都是非常辉煌的。
参考文献：《晋书》等
西晋南北朝时期体育发展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220年—589年），又称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只有37年大一统，而余下朝代替换很快并有多国并存的时代。这个时期从220年曹丕称帝到589年隋朝灭南朝陈而统一中国，共369年。可分为三国时期（以曹魏正统，蜀汉与孙吴并立）、西晋时期（与东晋合称晋朝）、东晋与十六国时期、南北朝时期（南朝与北朝对立时期，共150年）。另外位于江南，全部建都在建康（孙吴时为建业，即今天的南京）的孙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等六个国家又统称为六朝。
这一时期的民间节日体育活动，大抵和汉代习俗相同，梁朝人宗懔所著《荆楚岁时记》中有所记述，但运动量较大的击球、蹴鞠等显著衰落，传统武艺局限于军营中；特别是秦汉以前文人习武之风，到南北朝时，起了很大变化。《颜氏家训·勉学》云：“多见士大夫耻涉农商，羞务工伎， 射则不能穿札，笔则才记姓名。”从体育的角度观察，这个时期观赏性的活动畸形发展，运动健身的项目明显衰退。两晋南北朝 （265～581） 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分裂割据、战乱频仍的时代， 民族矛盾、 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夺权斗争纵横交织。这种长期混乱不安局面对当时的体育活动有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佛教的“因果报应”、 “神不灭”思想， 对讲究身体健康的体育极端不利。“神不灭” 宣扬人死后精神可以永远存在，这种唯心主义宗教神学观点反映在养生上必然是重“养神”、“养性”，而轻 “养形”、 “养身”，反映在体育上，则从根本上抹杀了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意义。梁朝的无神论者范缜（450～515），针对“神不灭”的谬论，提出“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的观点，并用生动的比喻阐明“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刃，形之于用，犹刃之于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的道理（《神灭论》）。这与“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全之体魄”的理论是一致的，但这一正确观点受到梁武帝等的压制并加以禁止。魏晋玄学是儒、道合流的产物，主张“以无为本”，“以静为原”，不承认万事万物在运动中变化发展的事实，从而对以运动为主要手段的体育持否定态度。
特点：
士大夫轻视习武。史书记载，这一时期的武艺技术在军中有明显的提高，如“刀及单刀、双戟皆有口诀要术”（《抱朴子·外篇·自序》）。表明已总结出一些兵器使用方法，并用口诀简要地表达出来当时并有《马槊谱》问世。但是在士大夫中明确反映出轻视习武的观点。例如，葛洪曾习练武艺，“学七尺杖术，可以入白刃，取大戟”。但他认为这些都是“不急之末学”（《抱朴子·外篇·自序》）。又如，曾撰写《魏书》的北齐中书令魏收， 青年时“好习骑射， 欲以武艺自达”，荥阳郑伯却讥刺他说，“魏郎弄戟多少”，魏收感到惭愧，“遂折节读书”（《北齐书·魏收传》），放弃了习武上述事例充分反映文人轻视习武的社会风气
舞蹈风格丰富多彩编辑
此一时期舞蹈种类的繁多和风格的多样，对后世某些体育项目（如体操、武术、冰上运动等）动作的演进有借鉴的作用。当时，宫廷和豪门世族大都收养有专门的歌舞伎人梁朝衡州刺史羊侃，府中有“舞人张净琬腰围一尺六寸，时人咸推能掌中舞；又有孙荆玉，能反腰帖地，衔得席上玉簪”（《梁书·羊侃传》）。这些类似“托举”和“下腰”的舞蹈动作，仍保留在近代的体操技巧中东晋以后，“ 乐人南奔”（《隋书·音乐志上》），将宫廷歌舞带到南方，促进了东晋、南朝舞蹈的繁盛。
北朝继承了汉、晋的舞蹈，还将西北各地少数民族的“龟兹乐”、“西凉乐”、“西戎伎”等乐舞带进中原，实现了各民族舞蹈的大交流。南朝也引进了北方民族的舞蹈，如梁元帝萧绎《夕出通波阁观妓诗》中，有“胡舞开齐阁， 铃盘出步廊” 句；又如陈后主时，曾“遣宫女习北方箫鼓，谓之代北”（隋书·音乐志上）。在佛教艺术中也有优美的舞蹈活动，如敦煌壁画中的“天宫伎乐”。北魏京城洛阳的景乐寺，大斋时，“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得往观者，以为至天堂”（杨之《洛阳伽蓝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舞蹈艺术在各方面均有广泛开展。
杂伎、相扑成为专门项目编辑
杂伎、相扑在秦汉时，大抵包括在“鱼龙百戏”或“乐舞百戏”之中，两晋以后，进一步分化出来，各自形成专项活动。
杂伎的演进 ；两晋南北朝时期，像汉武帝时那样规模盛大的角抵戏演出不复多见了，但杂伎项目日益增多，技术也逐渐提高。晋代已有马戏的专项表演，或作为一个精彩节目出现。如晋朝的中朝元会时，有“卧骑、倒骑、颠骑，自东华门驰往神虎门”（《南齐书·礼志》）。又如后赵石虎观看杂伎表演时，有一节目为“衣伎儿作猕猴之形，走马上，或在（马）胁，或在马头，或在马尾，马走如故，名为猿骑”（陆《邺中记》），均说明马戏的技术达到相当高度，亦即后世“跑马卖解”的前身。北魏天兴六年 （403）冬，“诏太乐、总章、鼓吹增修杂伎”（《魏书·乐志》）。北周大成元年 （579），“广召杂伎，增修百戏”（《通典·乐典六》）。可以看出“杂伎”已与“百戏”并列，成为一项独立活动。
缘幢、缘竿技术的发展编辑
据《邺中记》所载，“（石）虎正会，殿前作乐，高、龙鱼、凤凰、安息五案之属，莫不毕备。有额上缘幢，至上鸟飞，左回右转；又以幢著齿上，亦如之”。额上，齿上均能戴竿，并有人攀援其上，做左回右转的动作，足见缘竿的技巧已发展到相当水平。北魏碑刻杂伎图中，有一幅为额上缘竿表演，竿上加横木，有 3小儿盘旋其上，惊险异常。叠案演技中，梁有“五案幢伎”，北魏有“五案”，这是站在从不同角度叠起的 5张桌子上表演倒立。
走索及其他杂伎编辑
《洛阳伽蓝记》“禅虚寺”条谓：“寺前有阅兵场，……有羽林马僧相善角抵戏，掷戟与百尺树齐等；虎贲张车掷刀出楼一丈。”又《南史·王敬则传》谓：“宋前废帝使王敬则跳刀，高出白虎幢五、六尺，接无不中。”反映了当时掷刀，掷戟技术的高超。同时，走索的技术也大有提高，最精者能于“高百尺，相去四十丈”的两座楼阁之间，以粗“麻绳”相联，表演时， “ 令二人各从楼内出，从绳上行，以为佛神相遇”（《十六国春秋·后秦录·姚兴传》）。此外还有杠鼎、舞轮、跳剑、弄铃等伎。
相扑的变化编辑
相扑之名始见于西晋初，女子相扑也于此时始见于文字记载。吴末帝孙皓（264～280），“使尚方以金作步摇假髻以千数，令宫人著以相扑，朝成夕败，辄命更作”（《古今图书集成》422册引《江表传》）。晋武帝（265～290）时，有西域健胡，捷无敌，“晋人莫敢与校，帝（司马炎）募勇士，唯庾东应选，遂扑杀之，名震殊俗”（《晋书·庾阐传》）。说明相扑不仅作为一种表演项目，并已成为一种“竞技运动”。但当时称相扑为下技，据王隐《晋书》记载，“颍川、襄城二郡班宣相会，累欲作乐”，襄城功曹刘子笃说，“相扑下技，不足以别两国优劣，请使二郡更论经国大理，人物得失”。
围棋、投壶日益盛行编辑
两晋南北朝的文人，大都尚清谈，乐游宴，这种社会风气促进了围棋、投壶的空前发展。
围棋
这是当时饮宴交往的常见节目，又名“手谈”。继曹魏之后，晋代的棋风益盛。如惠帝的儿子司马，常召贾充等入宫，“弈棋争道”（《 晋书·贾充传》）。南北朝时，帝王大臣无不好弈，上行下效，棋风愈炽。宋文帝刘义隆好弈，曾令围棋名手褚思庄与会稽太守羊玄保对棋，并录成“图局”，供其观赏（《南史·萧惠基传》）。皇帝下令品棋之事，南朝时已习以为常。如梁武帝萧衍令长史柳恽品棋,“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优劣，为《棋品》 3卷，恽为第二焉”（《南史·柳恽传》）。足见棋艺评比的规模很大。萧衍本人也通弈道，著有《围棋赋》、《围棋品》、《棋法》等。晋人范汪等撰《棋九品序录》 5卷，说明围棋等级已分“九品”。围棋名手遍及南北。南方有王抗、褚思庄、夏赤松，柳恽、萧道成、羊玄保……等，均为三品以上。北方不弱于南，“后魏有范宁儿者，善围棋，与李彪使齐，齐武（帝）令江南上品王抗与（弈），宁儿制胜而还” （《册府元龟》卷 869）。北燕有悉罗腾，“工围棋，穷究其妙，独步当时，莫与为俦。俄而北平乐抄少携出，与（罗）齐名”（《十六国春秋·前燕录·悉罗腾传》）。远处东北地区的 “百济国”，有各种杂戏， “然尤尚弈棋”（《周书·异域列传》）。用围棋赌博之事也层出不穷。如谢安与谢玄曾弈棋赌别墅，谢玄棋高一着，但因惦念战事，心绪不宁，把别墅输给了谢安（《晋书·谢安传》）。宋文帝曾与“三品”棋手羊玄保弈棋赌郡，“玄保戏胜，以补宣城太守”（《南史·羊玄保传》）。当时人颜之推对围棋活动作过评价，他认为“学者不可常精，时有疲倦，则倘为之，犹胜饱食昏睡，兀然独坐耳！……围棋有‘手谈’‘坐隐’之目，颇为雅戏，但令人耽愦，废丧实多，不可常也”（《颜氏家训·杂艺》）。
投壶
这一时期投壶之戏的风行，与士大夫好饮宴的习气有关。南齐竟陵王萧子良，曾因与柳恽于夜宴时“投壶枭不绝”，甚至误了早朝（《南史·柳恽传》）。颜之推由梁到北齐邺中时，“亦见广宁，兰陵诸王有此校具（指投壶用具）”（《颜氏家训·杂艺》）。可见南北两地统治阶级的饮宴中，常以投壶为乐。魏晋以后，由于壶具加耳， 促进了投壶技术的提高。“ 耳小于口，而赏其用心愈精，遂使耳倍多”（《经说·投壶》）。即指壶具加了两耳后，花样倍增。晋代已有隔障投壶的技巧，石崇有一婢女“善投壶，隔屏风投之”（《太平御览》引《晋书》）。更为奇巧的是，丹阳县尹王胡之“善于投壶”，能“闭目”投入，其“手熟”竟能达到如此程度（《晋阳秋》）。投壶的花样“有倚竿、带剑、狼壶、豹尾、龙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莲花骁”。汝南周、会稽贺徽，“并能一箭四十余骁，贺又尝为小障，置壶其外，隔障投之，无所失也”（《颜氏家训·杂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体育是怎样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战乱频繁的时代，这时期的体育活动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在这个时期，“因果报应”、“神不灭”等唯心主义宗教观念得到推崇，从根本上否定了体育强身健体的意义。
这一时期，导引被认为是“小术”，被广为传播的是服药静养，但还是有很多人非常重视导引之术。《养性延命录》一书的编著者陶弘景就曾明确提出用导引术医疗疾病的观点。他的《养性延命录》中还记载了“五禽戏”的练法：“虎戏者，四肢距地，前三掷，却二掷；……坐伸脚，手挽足距各七；缩伸二臂各七也。”这是对华陀所编的“五禽戏”最早最详细的记载。
这一时期的舞蹈艺术倒是在各方面有较为广泛的发展，当时宫廷和豪门世族有专门的歌舞艺伎。
汉晋时期，舞蹈传到了北朝，西北少数民族的“龟兹乐”、“西凉乐”、“西戎伎”等乐舞也被带进了中原，促进了各民族间舞蹈的大交流。优美的舞蹈活动也出现在佛教艺术当中，如敦煌壁画中的“天宫伎乐”。《洛阳伽蓝记》中记载：“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得往观者，以为至天堂。”反映了北魏京城洛阳景乐寺大斋时的舞蹈场景。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体育活动中，得到发展的还有杂技、相扑以及投壶等项目。从整体角度看，这一时期观赏性的活动已畸形发展，运动健身的项目明显衰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