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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再来嘛,我国古代学校体育中的"六艺"是哪些?
汉儒称“六经”为“六艺”考
蒋 国 保
〔内容提要〕学术界一直以为，自孔子创立儒学以来，儒家所谓“六艺”，就既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典，又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艺。但本文通过对有关史料的考证，提出了不同看法。本文认为：“六经”称谓至迟流行于战国中后期，而“六艺”称谓却只是在《吕氏春秋》中才偶尔使用，流行起来更是在汉初以后。随着“六艺”称谓的流行，汉初儒者开始以“六艺”称“六经”。汉儒将先秦“六经”改称为“六艺”，并非出于学科规范考虑，而是服务于其变“经”为“艺”、变“学”为“术”的学术转向。而这一转向之所以发生，又是因为汉初儒者有争取立儒学为国家惟一官方哲学的强烈愿望。
〔关键词〕 六经 六艺 儒者 儒术
但凡对儒家学问有所了解者，不仅熟知儒家的学问为“六艺”之学，而且熟知儒家的“六艺”指谓有两，一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典，另是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艺。前者是思想范畴的学问，后者是技能范畴的学问，其学问属性之不同是显然的。可是，两者为何同取一名？两者同取一名始于何时？两者异实而同称究竟有什么意义？尽管海内外学人对“六艺”耳熟能详，但迄今未见有人对这三个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有鉴于此，本文在查阅史料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对有关史料的综合分析以回答这三个问题。笔者深知本文之考证尚有待进一步充实和深入，之所以不顾固陋之嫌公开发表，意在征求方家的批评指正，以促进有关研究。
一
“六经”称谓的出现，当不迟于秦汉之际是可以肯定的。但究竟于何时出现，亦只能考证出一个大概的时期。章太炎先生曾断定“六经”之名，为孔子所定，这不啻认为“六经”称谓的出现当不迟于春秋战国之际。他的理由是：“《诗》、《书》、《礼》、《乐》，乃周代通行之课本。至于《春秋》，国史秘密，非可公布，《易》为卜筮之书，事异恒常，非当无务之急，姑均不以教人。自孔子赞《周易》、修《春秋》，然后《易》与《春秋》同列六经。以是知六经之名，定于孔子也。”（1）章氏此说，显然基于推论，缺乏史料根据。如果确如其说，则在《孟子》中既无“六经”称谓，又无类似《诗》、《书》、《礼》、《乐》、《易》、《春秋》的排列，就很难做出合理的解释。
尽管目前尚无法证明在春秋末期或战国初期已出现了“六经”称谓，但可以证明一点，即将《诗》、《书》、《礼》、《乐》、《易》、《春秋》统称为“六经”决不会迟于战国中后期。何以为证？其证有三：
①《庄子•天下》篇有云：“《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此中诸书虽未以“六经”指称，但证之以《庄子•天运》篇中的说法（见下引），多数学者认为它足以反映以“六经”统称《诗》、《书》、《礼》、《乐》、《易》、《春秋》在战国中后期已成不言而喻的常识。
②在《荀子•儒效》篇中，亦有类似的说法，只是不知何故独独未提及《易》：“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但在《荀子•大略》中却论及《易》体现了夫妇之道：“《易》之咸见夫妇，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荀子》中的这些说法表明，荀子也是如同庄子一般，是将《诗》、《书》、《礼》、《乐》、《易》、《春秋》看作思想教化性质的典籍，他只是没有像庄子那样，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者并提。从表面看，荀子不将《易》与《诗》、《书》、《礼》、《乐》、《春秋》并提，似乎透露这样的信息：《易》在当时尚未作为“经”来看待，或者它只是被道家视为“经”，而儒家并不将它视为“经”。但是，这种可能性很小。否则。荀子与庄子后学用以揭示《诗》、《书》、《礼》、《乐》之作用的用语完全相同，就难以理解，因为这种用语上的完全相同足以表明《天下》篇中的那种说法并不是道家一家的说法，它很能是在当时（战国中后期）各家各派中通行的说法。这尚有以下佐证：庄子后学言《春秋》“道名分”，而荀子却说《春秋》旨在“言其微”。比较这两种说法，可知后一种说法只是泛言《春秋》表达的是圣人的微言大义，而前一种说法则明确说出所表达的微言大义具体就是指名分，这就不难推断前一种说法是对后一种说法的完善。从庄子后学稍晚于荀子来讲，说前一种说法是对后一种说法的完善是再恰当不过的。可荀学和庄学毕竟分属儒道两派。因而不称《春秋》“言其微”而称《春秋》“道名分”，就不可能是出自师门相传，而很能是因为在当时学界已流行那样的说法，庄子后学只不过取当时学界流行的说法而已。
③《庄子•天运》篇更明白地载有“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通熟）其故矣”。《天运》篇被定为庄子后学的作品，则“六经”称谓在战国后期已十分流行就是难以置疑的事。一种称谓从提出到流行，总要经过一段时间，所以“六经”称谓的提出，应早于《天运》的著作年代，似不晚于战国中期。
在“六艺”即“六经”这一观念的影响下，学者们总习惯于将“六经”称谓之流行看作即“六艺”称谓之流行，例如，有学者认为，古人以“六艺”称谓《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典，始见于《礼记•经解》和《庄子•天下》（2）。但实际上《礼记•经解》只有这样的语句：“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严，《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并没有将《诗》、《书》、《礼》、《乐》、《易》《春秋》概称为“六艺”；而《庄子•天下》篇也只是载有“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同样没有出现“六艺”这一称谓。就《经解》乃荀子后学的作品、《天下》乃庄子后学的作品而论，固然有理由断言至迟在战国末期已流行“六教”（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典教化人），并就这个意义上将这六部书统称为“六经”，但现今毕竟无史料可以直接证明当时已将“六经”别称为“六艺”。
那么，“六艺”称谓出现于何时？传统的说法是以为“六艺”称谓定于周公。此说是以 “六艺”见于《周礼•地官》的《大司徒》和《保氏》作为根据。此根据当然又是建立在《周礼》为周公所著的基础之上。问题是，现今仍流行的《周礼》，对其著作年代，起码有三种不同的见解，一为西周周公作，一为战国礼学家（或谓六国阴谋之徒）搜集西周和战国史料而编成，一为两汉之际的刘歆伪造（或曰由王莽草创，后经刘歆整理而成）。依据后二种见解，今本《周礼》既然成书于战国、秦汉之际、甚至两汉之际，则它即便保留了许多周代职官制度资料，也无法据之以证明书中的“六艺”概念不是后人所增。何以见得它为后人所增？这可以通过分析《大司徒》和《保氏》关于“六艺”的记载来把握。《大司徒》这么记载：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而《保氏》却这样记载：“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两种记载有所不同是明显的，可为什么关于“六艺”会出现这两种不同的说法——或仅仅讲它是六种技艺，或限定每一艺又都具体分为数项？这很可能是因为汉儒以当时流行的概念称谓周代官职而不明其究竟所致。否则何以说明：用以教国子的“六艺”为什么与用以教庶民的“六艺”完全相同，难道周王朝认为庶民子弟与贵族子弟应平等受教育，掌握一样的技艺？为什么教万民的“六艺”没有具体的数量规定而教国子的“六艺”却每一艺都有数量限定？庶民子弟根本不可能与贵族子弟享受一样的教育，学一样的技艺，那么只能推断以“六艺”教万民、教国子是出于后人对于周代教育制度的美化，并不一定根据事实。况且，从教国子的“六艺”有具体的数量限定这一点也不难发现编造的痕迹，编造者似乎觉得如不加上限定的数量，国子所应掌握的技艺与庶民子弟所应掌握的技艺就没有任何区分，那么就不足以区分贵族与庶民。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即便将来的出土文献可以证明《周礼》确为周公所著，也并不足以说明在春秋时代已出现“六艺”即“六经”的提法，因为《周礼》（《周官》）所谓“六艺”并不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经典，而是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艺。
还有一种说法以为“六艺”称谓定于孔子。依据是《史记•滑稽传》有云：“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既然司马迁称“六艺”冠以“孔子曰”，那么自孔子始别称“六经”为“六艺”在他看来是不可置疑的事实。问题是，那段孔子语是否真出自孔子口，因无史料可以考证，故不敢轻信。所以不敢轻信，是基于这一考虑：如“六艺”称谓果定于孔子，则在《论语》《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的著述中，都不使用“六艺”称谓，就无法解释，因为对儒家来说称“六经”为“六艺”毕竟不是无关弘旨的小问题。但也有学者否定孔子未使用“六艺”说，他们根据《论语•述而》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认为此句中的“艺”实指“六艺”。可仔细研读各家的注，就会发现自郑玄，经王弼、邢昺、刘宝楠，到杨伯峻，他们将“艺”注解为“六艺”（ 礼、乐、射、御、书、数）都是依据《周礼》。正如前面所言，《周礼》未必为周公所作，即便假定它为周公所作，也不能推出孔子所谓“艺”即是周公所谓“六艺”的省称。“艺”在先秦人的著述中，主要是种植的意思，后来凡谋生的活计都统称为艺，例如，孔子就说过：“吾不试，故艺”（3），这是说他所以学手艺（技艺），就因为他不为朝廷所用，没能当官。因此，所谓“游于艺”，未必是指学习“六艺”（ 礼、乐、射、御、书、数）的无拘束状态，很可能是指在做技艺活时力求保持精神上的自由状态，心态不为活计所累。
《史记•封禅书》尚有“孔子论述六艺”的说法。但这也不足以说明孔子已使用了“六艺”称谓，因为这句话显然只能做这样的理解：由于孔子对《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多有论述，所以司马迁就按照当时流行的称谓，将孔子论述“六经”说成是论述“六艺”。至于孔子是否真的使用“六艺”称谓，他并未深究。
二
那么，将“六经”别称为“六艺”，始于何时？这不是逻辑推论所能解决的问题，必须根据史料来判断。而有关“六艺”的史料，在汉儒的著作里很容易发现。如果对那些史料采取倒叙的办法来梳理的话，不难看出以“六艺”代称“六经”的大致过程：在班固的《汉书》里，可以看出“六经”别称“六艺”，对当时儒者来说，已为常识。《汉书》有《艺文志》。《艺文志》首列“六艺略”，它“序六艺为九种”。所谓“序六艺为九种”，是将当时“六艺”类的书籍区分为小类九种，即在“六经”书籍之外，又将其它三类书（《论语》、《孝经》、“小学”归于“六艺”类，而并非另立“六艺”图书分类标准。那么，用以类别图书的“六艺”何所指？《艺文志》的作者这么回答：“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德，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这个回答明确告诉后人，其所谓“六艺”就是对“六经”的别称。所以，颜师古注“六艺谓《易》、《礼》、《乐》、《诗》、《书》、《春秋》”（4），是完全正确的。《汉书•儒林传》开宗明义便云“古之儒者，博学虖六艺之文。六学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这里又明确称“六艺”为“六学”。但“六学”既是“王教之典籍”，则足以说明“六学”同“六艺”一样，也是对“六经”的别称，而非强调“六艺”别有所指。众所周知，《艺文志》是基于刘歆的《七略》，而刘歆的《七略》又是根据其父刘向的《别录》，于是可以推测至迟在刘向著《别录》时就已经以“六艺”代称“六经”。
刘向是汉宣帝时人，比他生活年代稍早的史学家中有司马迁。从司马迁的巨著《史记》中，不难发现以“六艺”代称“六经”已为常例。例如，《史记•孔子世家》有云“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此“六艺”具体所指，司马迁在《滑稽传》内作了明确的交代：“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在《儒林列传》中，司马迁又这样说：“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既然《诗》《书》被烧就意味着“六艺”缺少不全，则司马迁所谓“六艺”是用以称谓《诗》《书》等六部儒家经典明矣。就《史记》中多用“六艺”称谓而较少用“六经”称谓来看，司马迁虽然比较喜欢使用“六艺”这一称谓，但他没有放弃“六经”称谓不用（如《太史公自序》中有云“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问题是，从司马迁的这一喜好中，能捕捉什么信息呢？这无法考证，只能作这样的推测：较之战国时代的学人习惯以“六经”称谓《诗》、《书》、《礼》、《乐》、《易》、《春秋》，汉武帝时的学人更喜欢以“六艺”称谓《诗》、《书》、《礼》、《乐》、《易》、《春秋》。
司马迁与董仲舒同朝。但董仲舒在其著《春秋繁露》中却“六经”、“六艺”、“六学”诸名并用，似无有偏好。其称“六经”有云：“天生民有《六经》，言性者不当异”（5）。其称“六艺”、“六学”有云：“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6）。董氏这里明确定“六艺”为《诗》、《书》、《礼》、《乐》、《易》、《春秋》，且“六经”排列次序同于《庄子•天下》篇；而且从中还可以推出他又将 “六艺”别称为“六学”（7）。至于他是否又以“六艺”代称“六经”，仅根据这两段论述很难推断。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在“天生民有六经”处注有“或云‘六，当为大’”（8）。如“六”果为“大”之所误，则便可以推测董仲舒已不用“六经”称谓，而改称之“六学”（六艺）。由此虽然不敢断定以“六艺”代称“六经”始于董仲舒，但可以断定董仲舒乃称“六经”为“六学”之始作俑者。苏舆有云：“董不云《六经》而云六学，盖不用经名，且《乐经》已亡失也”（9）。苏舆这一说法，不仅将称“六经”为“六学”的创立权归于董仲舒名下，而且揭示了其所以改称“六经”为“六艺”的原因：他既不想用“经”这个字，又考虑到《乐经》已亡失，再用“六经”术语称谓儒家经典名不符实。
与董仲舒同时代的学人中有刘安。在以刘安署名的《淮南子》中，未发现有“六经”称谓，然可以查到有四处使用了“六艺” 称谓。在那四处中，有三处都是泛泛提及“六艺”，诸如《主术训》所云“孔丘、墨翟，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说山训》所云“为孔子之穷于陈、蔡而废六艺”；《泰族训》所云“夫观六艺之广崇，穷道德之渊深”，惟有一处是实指，其曰：“六艺异科而皆同道。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淳庞敦厚者，《书》之教也；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刺几辩义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乐》之失淫，《诗》之失愚，《礼》之失忮，《春秋》之失訾。六者，圣人兼用而财制之。失本则乱，得本则治。其美在调，其失在权”。从这段论述看，刘安及其门客所谓“六艺”就是指“六经”，但高绣在注“为孔子之穷于陈、蔡而废六艺”句中的“六艺”时，云“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如高绣注解不误，则刘安及其门客所谓“六艺”同时亦是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能。
司马迁、董仲舒、刘安均生活于汉武帝时期，早于他们的有贾谊。贾谊著有《新书》。在《新书•六术》篇中，他这么定义“六艺”：“内本六法，外行六行，以与《书》、《诗》、《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以为大义，谓之六艺”（60）。看到这样的定义，没有理由不得出以下结论：至迟在汉文帝（公元前179——157年在位）时代，儒者已习惯以“六艺”代称《书》、《诗》、《易》、《春秋》、《礼》、《乐》六经。
贾谊是汉文帝时人，从他的生活年代上推几十年，是汉高祖时代。汉高祖刘邦拜陆贾为太中大夫。陆贾任太中大夫后，于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著《新语》，为刘邦陈述存亡之征及治国之道。在《新语•本行》篇中，有一段论述云：“自（引者注：此下原脱三字）深授其化，以序终始，追治去事，以正来世，案纪图录，以知性命，表定六艺，以重儒术。善恶不相干，贵贱不相侮，强弱不相凌，贤与不肖不得相逾，科第相序，为万（引者注：此下原脱三字）而不绝，功传而不衰，《诗》、《书》、《礼》、《乐》为得其所，乃天道之所立，大义之所行也，岂以（引者注：此下原脱二字）威耶？”。这里先强调提倡“六艺”就意味着重视儒术，然后指出儒术之功用不衰便表明《诗》、《书》、《礼》、《乐》仍在发挥作用，这说明陆贾所谓“六艺”实际是指《诗》、《书》、《礼》、《乐》等六部儒家经典。《新语》其它篇对《易》、《春秋》尚有称引，所以陆贾在这段论述“六艺”的文中未提及《易》、《春秋》，很可能是为简练行文而省，未必意味着他之所谓“六艺”另有所指。
从陆贾的《新语》著作年代再往上推，有著于秦末的《吕氏春秋》。《吕氏春秋》卷二十四《博志》篇中，的确出现了“六艺”称谓：“养由基、尹儒，皆六艺之人也”。但紧接此句下有这样的说明：“荆廷尝有神白猨，荆之善射者莫之能中，荆王请养由基射之，养由基矫弓操矢而往，未之射而括中之矣。发之则猨应矢而下，则养由基有先中中之者。尹儒学御三年而不得焉，苦痛之，夜梦受秋驾于其师，明日往朝其师，望而谓之曰，吾非爱道也，恐子之未可与也，今日将教子以秋驾。……上二士者，可谓能学矣。”根据这一说明，不难明白《吕氏春秋》所谓“六艺”，是特指射箭、驾车一般的技艺，决非指六种经典。
三
以上的考证已足以证明：尽管在秦末已出现了“六艺”称谓，但儒者以“六艺”代称“六经”不会早于汉初。那么，现在有必要追问一个问题：什幺偏偏在汉初儒者要以“六艺”代称“六经”？有学者认为，“六艺”本来是指“六种学科”，不是指六种经典。因此，汉儒无论是用“五经”术语还是用“六经”术语，都一律是指“六艺之经”：“学科有六，故称‘六艺’；经书有五，故称‘五经’；五经即六艺之经，故又有‘六经’之名”（10）。根据这一见解，他断言《史记》《汉书》中的“六经”称谓，都非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经典，而“多是‘六艺之经’的简称”（11）。这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从本文上面所引的材料来看，汉儒只是以“六艺”代称“六经”，既没有以之改变“六经”称谓之实，更没有以“六艺”（六种学科）规范“五经”，从“六艺之经”的意义上称《书》、《诗》、《易》、《春秋》、《礼》（五经）为“六经”；其次，汉儒的确“五经”、“六经”术语并用，但不能因此断定他们所谓“六经”已不是指六部经典，而实际是指“五经即六艺之经”。何以见得？贾谊《新书•道德说》中的有关论述涉及了这个问题。他在该文中指出，将儒家的经典称为“五经”（五者即《诗》、《书》、《礼》、《易》、《春秋》）还是称为“六经”（六者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区别仅仅在于怎样把握《乐经》，若称“五经”，只不过强调《乐经》已亡失，故儒家经典实有五部；若从“《乐》者，《书》、《诗》、《易》、《春秋》、《礼》五者之道备”（12）的意义上讲，虽实有五种经典，也未必不能称“六经”。贾谊这样解释“五者”（五经）与“六者”（六经）的区别，显然是认为本无《乐经》，所谓“六经”，是从“五经”莫不体现了“乐”的精神这个意义上强调的，未必真有《乐经》存在。
如果汉儒不是从“六种学科”的意义上称“六经”为“六艺”，那么他们称“六经”为“六艺”究竟出于何种考虑？《史记•儒林列传》叙言有云：“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在这段论述中，司马迁使用了“经艺”术语。作为先秦学人不曾使用的术语，“经艺”一名为后人透露了这样的信息：汉儒之所以称“六经”为“六艺”，是因为发生了变“经”为“艺”、变“学”为“术”（例如，在汉人的著述中，很容易发现将儒学改称为“儒术”的史料）这一学术转向。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如汉初果真出现了这一学术转向，则早在贾谊、陆贾的论述中就应该对这一转向有所涉及，因为前面的考证已将贾谊、陆贾确定为最早称“六经”为“六艺”的儒者。基于这样的认识重新认真研读《新书》、《新语》，很容易就发现无论是贾谊还是陆贾，都无例外的从“术”的意义上强调“经”就是“艺”。例如，在陆贾《新语•道基》中有“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的说法。这个说法是将“五经”与“六艺”对言，但它并非偏重在“五”“六”对显，而是偏重在“经”“艺”并提，强调“五经”就是“六艺”。“五经”就是“六艺”这一思考，不是着眼于经典的数量，而是着眼于经典的功用，也就是说陆贾的思考是以为一旦将“五经”确定为教化人的经典，儒家经典的教化功能便得以显明。换言之，在他看来，“经”的数量固然为“五”，但“经”未必不能发挥六种教化功。正因为陆贾是从经的功用着眼称“五经”为“六艺”，所以在陆贾的论述中不但一再出现“经艺”术语（13），而且强调“圣人防乱以经艺，工正曲以准绳”（14）。防乱是圣人的目的，圣人所以要“定五经”，就因为它具有“防乱”的功能；为了显明它的功能，不妨称“经”为“艺”，于是“五经”与“六艺”可以并提。
陆贾固然首先就“术”的意义上谈“经”即“艺”，但他的论述还不够明确与清晰，与他相比，贾谊关于何以称“经”为“艺”的论述，就显得十分清晰且明确，因为他的论述不但直接称“经”为“术”，而且指出用“六艺”称谓不外乎强调变“经”为“术”更能体现儒家设教的大义：“是以先王为天下设教，因人所有，以之训，道人之情，以之为真。是故内本六法，外体六行，以与《书》、《诗》、《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以为大义，谓之六艺。”（15）
自陆贾、贾谊称“经”为“艺”以后，汉初儒者莫不经、艺并提，称“五经”或“六经”为“六艺”，于是司马迁在著《儒林列传》时便做了那样的总结，说汉兴以后儒者才习惯于将攻儒家经典称为“修经艺”。所谓“修经艺”，是要求儒者将“经”不是作为“学”来掌握而是作为“术”来运用，也就是董仲舒的“对策”所强调的用“儒术”。在回答汉武帝策问时，董仲舒希望汉武帝立儒学为国家的惟一官方哲学，“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16）。他的这一建议，就是要汉武帝不要将儒家的六经仅仅看作一种学问，而要以其思想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变儒学为“儒术”。儒家思想一旦由“学”变为“术”，它就背离了“为己”的目的，变成了“治人”的手段，成为统治方术。在汉初，随着封建大一统的国家的建立，迫切需要确立一种思想作为统治方术，儒家称“经”为“艺”、变“学”为“术”，以凸显儒学治国安邦的方术价值，正可谓儒家适应这一时代要求的自觉调整。
问题是，当儒家为适应时代要求在汉初自觉变“学”为“术”、以“艺”称“经”时，他们为什么不根据当时实际上只存在《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而取“五艺”名之，却偏偏要用“六艺”称之？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有必就贾谊的两段论述来分析说明。
在《六术》篇中， 贾谊在论及“六艺”称谓之创立根据时，曾明确指出：“六者非独为六艺本也，他事亦皆以六为度。”这里所谓“六者”，具体指“德有六理”。“何谓六理？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六理无不生也，已生而六理存乎所生之内。是以阴阳天地人尽以六理为内度，内度成业，故谓之六法。六法藏内，变流（17）而外遂，外遂六术，故谓之六行。是以阴阳各有六月之节，而天地有六合之事，人有仁义礼智圣之行，行和则乐，与乐则六，此之谓六行。阴阳天地之动也，不失六行，故能合六法。人谨修六行，则亦可以合六法矣。然而人虽有六行，细微难识，唯先王能审之。凡人弗能自至，是故必待先王之教，乃知所从事。是以先王为天下设教，因人所有，以之训，道人之情，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美育要义
美学”一词源于西方，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则是近代的产物。18世纪，随着西方哲学和科学的蓬勃发展，美学在德国古典哲学中作为一个特殊门类开始确立。鲍姆加登于1750年第一次使用“美学”这个术语，其含义是研究感觉和情感的理论，并把美学看作是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随后的康德、黑格尔等人赋予美学更进一步系统的理论形态，使之在他们的哲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借助西方美学系统理论，探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美学思想，也不失为一种方法。
中国哲学体系中没有西方谓之的“美学”理论，但对美的本质、美的意识的感觉、情感，乃至悟性、性情的理解和诠释，在儒家、道家的哲学体系和理论体系中却比比皆是，这种理学体系至今保持完整并具有相当的生命力。对事物本质、意识的认知，古籍《易经》、《尚书·洪范》、《论语》、《大学》、《诗经》等皆涵盖其中。客观世界的主观意识起点高，主观世界的客观意识视野广，传统文化中以儒家、道家为主导的哲学理论延续至今，与西方哲学体系中建立的美学理论有所不同，这就是中国学者理解西方文化及美学理论较容易，西方学者真正明了中国文化的内涵相当不易的道理。
当然，文化本身不是用来比较的，美学作为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不能只停留在理论研究中。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着眼现实世界，认知中西文化的优秀与伟大，使之坚守与传承，保持人与自然的平衡，人与社会的和谐，促进世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快乐生活才是真正的目的所在。深入探究美学的意义，真正理解人类哲学思想的建立与发展，从意识形态的演变、长期社会实践经验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并促进社会进步和美学理论的完善提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美学追求的特点。
中西文明的历史进程、哲学体系不同，宗教、伦理及社会制度的发展不同，所以对美的本质的认知、审美意识、审美对象有明显的区别，其皆因文化源不同。
西方文明是海育文明的结果。旧石器时代，人类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神，只有图腾，图腾是禁忌符号。对美的感知是“牙饰”。新石器时代以后，人们开始感觉有神的存在，神存在于大自然，也是大自然本身。神应是美的，光明的。
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希腊的地中海文化，城邦的建立、氏族的解体、商业的兴起，这是人世之事，孕育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伦理意识。人凭借对自然的感知，创造出诸神，并将神人形化。男神，健壮的身体，发达的四肢，刚毅的面容；女神，丰盈的体态，柔美的线条。神是美的，古希腊的几何学(点、线、面)对处于萌芽状态的美学意识之美的形态认知，体现在诸神的雕像和为其建造的神庙中。哲学理念的建立，使其显示出人与大自然抗争的力量和超越自我的精神。由此建立的古希腊哲学也是西方哲学的基础。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国家篇》第七卷给出著名的“洞穴之喻”，极为形象地阐明这一抽象的二元论哲学概念。柏拉图认为，在我们生活的可见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一个超越可见世界之上的更为真实的理念世界。没有走出“洞穴”的囚徒喻指常人，走出“洞穴”来到理念世界的人喻指古希腊的哲学家们。二元论不仅体现在本体论的哲学领域，且始终贯穿于包括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在内的所有哲学领域；二元论是古希腊哲学的争论主题，也是整个西方哲学史争论的焦点，还直接影响后来西方美学对美的本质的认知。
二元论的基本问题在于对真与假的区别和认知。在古希腊人的哲学思想中，真假与善恶密切相关，美丑是善恶的评价。和谐与冲突，现象与实在，精神与物质，自由与必然；宇宙论中事物是“一”还是“多”，是“简”还是“繁”，有限、无限等问题，至今仍是哲学家议论的热门话题。这种二元论对立关系使得西方哲学出现“天人二分”的纷争精神。表现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灵与肉的对立。追求竞争与武力征服是西方文化表现出来的特征。当然，也由此建立了西方的数学和物理学。这种二元论导致西方在建立美学理论的过程中对美的本质的认知不免走向或唯物或唯心的倾向。
随着奴隶社会及蛮族入侵，希腊文明被后来的犹太教和基督教所替代，并由此中断，二元论的基本思想被宗教意识所异化。尽管西方人也存在其他论说，但二元论的主体精神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有了犹太教的“上帝”和基督教的“耶稣”。由此，美学的范围除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外，神学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宗教的介入，影响着西方“美学”研究的方向。注重有形的、物的真实存在，即存在决定意识。一切有形之物皆为上帝所造，唯有上帝不可言形。也言精神、信念和力量，由上帝所赐。也言“情感”，世间一切感恩于上帝。人的主观意识要遵循上帝的旨意而行。人生下来就带有“原罪”，必须通过“祷告”方可获得“救赎”。肉身为己，灵魂属上帝，通过“忏悔”而赎罪。对上帝的尊崇是西方美学理论的萌芽，体现在教堂的建筑、绘画、颂歌和主(耶稣)及其弟子的雕塑中。受希腊古典哲学和后来的犹太教及基督教的影响，他们建立的美学理论，原则上没有跨越因果逻辑思维的范畴。无论唯物论，还是唯心论，对美的认知始终停留在“存在”即“有”的层面。宗教把神着色，与大自然就有了隔阂。“博爱”思想可视为西方美的认知的基础与前提。
如果说古希腊的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有些许相同之处，那么东西方宗教则截然不同。
中国的文明产生于农耕社会河生文化的基础之上。因为古时只有黄河称为“河”，其他河流称为“水”，华夏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
我们的祖先依黄河流域而居，农耕社会以部落、氏族、家族形式维系，以姓氏、血缘关系为纽带。播种依“季节”，耕作靠黄河水系，收获仰赖于天。先民们在农业文明的长期实践中很早就感悟到宇宙是以整体形式存在。对“天”的理解，即“德”；对“水”的认知，即“性”；对“季节”的确定有着更接近自然的“觉、悟”，由此逐步形成“天—地—人”为一元整体宇宙观的思想。
这种整体宇宙观的形成奠定了提出阴阳、五行基本概念的基础。几千年前，夏代的《连山》，商代的《归藏》六十四卦，西周的《易经》八卦、六十四卦(卦象、爻辞)。《尚书·洪范》提出五行(水、火、木、金、土)的概念，是宇宙间天“—地—人”运动变化的总貌之图像化描述。它们不是独立或对立关系，而是“相应”或“生克”关系，“生”即发展，“克”即抑制，形成了中国人对自然法则的独特认知。
这种宇宙观的真正形成与建立是在春秋时期。儒家的宇宙观以《易传》为标志。在本体论上提出人“与天地修”，“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地与万物的关系“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人应做到“尽心，知性，知天”。儒家重孔子，讲“羞耻心”，讲“愧疚感”，得一个“善”字为先，强调以生命为中心的宇宙观和以价值为中心的人生观。“善”即是人性的内在美。我族人人头顶有个“天”，是心中最大的神，即是“德”，不可视，无具象，“天”有性，性若水，故“上善若水”。“德”是儒家美的本质。《大学》中阐述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之是知，好之乐之必修行才有。这种修行是美的思想基础。中国人不藉宗教的染色，直接于“神无方而易无体”的大自然，知大自然的意志是向善的，也是难测的。
道家此时形成了宇宙系统生成理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凶吉，凶吉生大业。”“天—地—人”的自然循环法则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讲自然状态下的“真”和“美”，道家相对儒家则是向着超越界开放。儒家和道家都只是一种经验的提供，人最根本的是要设法面对和理解自己的生命。道家的“真”是指自然法则的真，这种“真”涵盖一切，“美”尽在其中。道家提出“象”的概念，即自然的气息。物生有“象”，象后有形。由自然的一切形，感悟自然是有“意”志的、有目的的，这种意志是由“象”的变化决定的，它是存在而不可见的，体现一个“无”的概念。客观世界真与美的认知取决于美的主体是否达到“象”或“无”的境界。
至秦汉时期，以儒为核心，阴阳五行论结合为框架，综合当时并存的道、法、墨、兵、农、名、杂、纵横等诸家学说，进一步充实“天—地—人”整体宇宙观的模式，明确提出了“人之与天地也同，万物之形虽异，其情一体也”的中国理学体系。对美的概念和认知，沿袭至今，与西方的认知迥然不同。天、地为“乾、坤”，只可感悟而认知。“无为而治”是思想理念，“有为而用”是行为，二者统一，礼制是严格的，精神是自由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融合了5世纪前后正式进入中国的佛教文化，其中“禅”的思想对主观意识及美的认知有一定的影响。佛教“慈悲”的理念，“禅”的修行，阐明人与自然之间行为与意识的关系，但没有上升到“无”的真正境界。因为佛教讲“出世”，故它在对美的认知、客观世界和社会实践中有局限性。
虽然中国经过几千年的社会发展和朝代更迭，但是理学体系基本完整。虽有外族入侵，经过一段时期，皆被融合同化，乃因这种文化的博大。文化是有生命的，它的发生、生长、消亡遵循着一定的规律。西方文化有文艺复兴的再生，而中国文化至今衰退而没有消亡皆因其博大精深，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和几千年文化根基的有力支撑，这也是西方人面对中国文化常常感到困惑的问题。
现代中国学者也研究西方美学，但国人心中对美的意识、美的品评仍然受浓厚的文化和传统思想的影响，其原因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们的意识思维没有根本的变化，但传统文化意识正在淡化，西方现代思维确有成为主流的趋势，这也是值得我们警觉和思考的。
二、阴阳意象思维及历代帝王文化对中国美学理论的深远影响
西方美学的基本问题是美的本质、审美意识与审美对象的关系问题。哲学是以整个客观世界为对象，研究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美学的研究建立在哲学的基础之上，只是研究社会现象中的一个领域的特殊规律，其成果反过来也是对哲学的印证和补充。美学的研究与哲学最为密切，也与伦理学(善恶)、心理学(客观世界的美的主观反映，即审美意识)、教育学(引导)相关联，但又有明确的区分。美学理论与艺术理论密不可分，彼此渗透，相互转化，但不等同于艺术理论。
美是社会实践的产物，艺术是复杂的社会现象。究其共性是人对客观世界美的反映或产生的审美意识，所以美学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变化着的审美观念科学。
西方美学对美的本质长期纷争。柏拉图唯心的“理念说”，批判者亚里士多德唯物的“感性说”，普罗丁“神赋予万物美”，他们在唯物与唯心间不断纠结。文艺复兴至18世纪，西方许多美学和艺术家(如达·芬奇、威廉·荷加斯等)仍然继续从事物的自然形式探求美的本质和规律。包括法国哲学家狄德罗唯物的“实在美”，德国康德唯心的“快感对象美”，黑格尔摆脱康德直接论证“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唯心说等等。概括起来不外乎两点：其一，唯精神世界的主观意识；其二，唯客观世界的物质形式及自然事物的某种性能或属性。但因忽略了人与社会的实践，对美的本质在认知上是一种缺陷，这样的结果也是西方早期因果逻辑思维的产物。
中国传统文化由于它的连续性，创立的哲学体系具有阴阳意象思维特征，对于美的本质、审美意识和对象既有精神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认知，更注重社会实践的探究。我们不必拘泥于在西方美学的框架下研究中国文化中的美学思想，否则会落入以小看大的怪圈。
中国古人对世界的认知是天地自盘古开，是个浑沌的整体。道家文化认为世间天地万物由“一”而生，即“易”，非上帝所造。而“易生两仪”，即“阴阳”。万事万物皆有阴阳。老子有“万物负阴而抱阳”，“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之说。阴阳概念是对宇宙万物空间横向运动现象的总体概况和运动原因的主观推测。对于事物，阳刚谓之美，阴柔也谓之美。至刚至柔为美的本质，其认知也只有在中国文化中存在。
万物之间的转化存在着“气息”，这种气息的变化直接影响客观世界(自然)的物质形状和性质的变化，与主观世界(精神)的变化(意、象)随之。“在天为象，在地为形”，人处在形象之间，随着形象的变化而变化。“象”又有四个层面的认知，即物象——人、自然、社会可直接感知的有形实象；性象——事物象中抽象出的某一方面属性之象；意象——反映事物属性本质联系之象；道象——规律之象。这种阴阳意象的思维对人的情感、品行、命运，社会的兴衰，伦理的正、邪，生活的朝、暮，活力的勇、气等对美的艺术的认知形成了长期的、比较稳定的影响。
由于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农耕文明的持久性，随着社会进程的不断演化，中国文化中还存在着独特的“王权文化”(皇权文化)——“帝王文化”。这种带有强烈的社会属性的文化，也同时左右着人们的自然认知、社会意识和艺术表现形式。
文化的独特性产生审美意识的多主体与客体的现象。客观存在与主观意识形成相互交替、叠加，互为反映。如“天”既是客观存在，又有主观意识。帝王称自己为“天子”，天子不是神，要祭天、祭地、祭祖。这种祭祀集中表现在古代的礼乐文化(颂乐、雅乐)。臣民庶民(百姓)除上述三祭外，还须尊崇帝王，敬仰仙人(道教八仙)，叩拜汉化的外来神(佛祖释迦、菩萨、观音等)，尊崇闲人——“子”(老子、孔子等)，躬亲神话的族人(关公、妈祖、黄道婆等)，还有对“节气”的崇拜，对逝去者的追悼与祭奠。可谓是万物皆神，万法归宗。这种民间的神话传说与对历史人物的歌颂体现在大量的戏曲、戏剧中。如果问国人什么是美，则答案多样，不可明确界定。西方有明确的宗教，但没有完整的宗教理论。中国文化有完整的哲学理论，但没有西方概念上的宗教，许多学者称中国的宗教为“宗法性宗教”，有待商榷。由于文化的独特性导致审美意识和审美对象的多元性与复杂性。中国人的审美意识呈现混沌且清晰、深远而具体、具象与意象为一体的特质。体现了天地人合一，灵与肉一体的世界观。
美学与艺术互为渗透，各有特征。几千年来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化体系和儒家、道家的哲学思想，在艺术的创作、欣赏、品评方面独树一帜。
中国文化中审视人、事物、行为、艺术作品是否存在美感，品评和认知的依据并非只依感性或理性，社会实践的认知和体验及生命的活力尤为重要。审美对象必须符合审美意识，且具有明确的时效性和地域性。中国文化探究的美一定是完整的美，残缺则不美。原因在于天地是完美的，人的肢体、魂魄、意识也要与天地气息相对应。
中国文化中对艺术的品评概括起来分为三个层面，即“形”的完整，“意”的体现，“象”的高度。中国文化比较注重文化传承中的教化意义。客观世界美的认知必须符合自然法则，主观世界美的认知必须符合伦理道德标准，同时要满足社会的需求并彰显出生命的力量。如中国古代的书法、武术、诗词歌；“形”的完整，技能的表现——情绪之快感(品评为不难看)；“意”的内涵，艺术的体现——视觉、听觉之美感(品评为好看，生命之动感)；“象”的高度——心灵的愉悦(品评为感悟天地之气息)。专业艺术家的创造审美意识本应高于一般品评者，却有时驾驭不了品评者的审美意识，出现审美意识的差异，这是因为审美主体的社会意识存在共性和个性的原因。同时中国文化中的“帝王文化”存在，原来社会意识中的共性意识转变为帝王的个性意识，对美的界定出现了个人意志化。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普遍存在。由此，品评美的本质的标准也常常取决于帝王的个体意识，这也是中国文化在对美的认知过程中独一无二的。
总之，在中国文化中，儒家的至善唯美，以“德”的意识存在；道家的至真唯美，以“自然”的意识存在，沿袭并影响至今。这种意识是对其它任何客观存在或主观意识的美的形态的认知及品评的基础与源泉。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瀚海中，对美学的思考，试图追寻出某种有规律性、有生命力的东西，也许只有把所有已有的认知放弃，建立新的思路才能认清。好比杯子已盛满，清空后重新注入新的东西，才能寻求到新的、另一个整体的机理。化一切理论、观念、认知为无形，再升华无形为一切有形，以至于有限与无限之中。
研究美的本质、审美意识与审美对象的关系问题，其目的在于从一个侧面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哲学思想的了解，以便欣赏古人之佳作，创作真正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体现时代风景的美的作品。
无论如何考量美学的问题，美的或艺术的作品，一定是创造，而不是制造。无论如何品评艺术的作品，符合客观的规律，自然的、有生命的是其准则。
(作者为中国戏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艺术理论、思想政治理论)
有关道德的名人名言有哪些
一个人的能力再强，要是没有道德那也是白费，人们的行为必须遵守道德。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为你整理的关于道德的名人名言，欢迎大家阅读。
道德
1. 爱国主义也和其他道德情感与信念一样，使人趋于高尚，使人愈来愈能了解并爱好真正美丽的东西，从对于美丽东西的知觉中体验到快乐，并且用尽一切方法使美丽的东西体现在行动中。——凯洛夫
2. 人类最高的道德标准是什么?那就是爱国心。——拿破仑
3. 道德应当成为科学的指路明灯。——布夫勒
4. 仁义为友，道德为师。——史襄哉
5. 道德活动既受政府长官支配，又受良心的制约。——洛克
6. 道德的损害是良心的完全麻痹。——芥川龙之介
7. 良心是一种根据道德准则来判断自己的本能，它不只是一种能力;它是一种本能。——康德
8. 谁遇到缺德事不立即感到厌恶，遇到美事不立即感到喜悦，谁就没有道德感，这样的人就没有良心。谁做了缺德事而只害怕被判刑，不由于自己行为不轨而责备自己，而是由于想到痛苦的后果才胆战心惊，这种人也没有良心，而只有良心的表面罢了。但是，谁能够意识到行为本身的缺德程度，而不考虑后果如何，却是有良心的。——康德
9. 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是时常愈加反复地思索，它们就愈是给人的心灵灌注了时时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康德墓碑铭文
10. 世上最奇妙的是我头上灿烂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准则。——康德
1. 集体的习惯，其力量更大于个人的习惯。因此如果有一个有良好道德风气的社会环境，是最有利于培训好的社会公民的。——培根
2. 人要正直，因为在其中有雄辩和德行的秘诀，有道德的影响力。——阿米尔
3. 对于道德的实践来说，最好的观众就是人们自己的良心。——西塞罗
4. 最高的道德就是不断地为人服务，为人类的爱而工作。——甘地
5. 美德对于每个人，都是善;不道德对于每个人，都是恶。——莎甫慈伯利
6. 道德美……包含两个互相区别的因素，就是正义与慈爱。——库申
7. 在世界上一切道德品质之中，善良的本性是最需要的。——罗素
8. 谁能从道德败坏的地方脱出来，还保持洁白，便是有了最伟大的功德。——显克微支
9. 一种美德的幼芽蓓蕾，是最宝贵的美德，是一切道德之母，这就是谦逊;有了这种美德我们会其乐无穷。——加尔多斯
10. 只有那不论公私都以道德为上一心要做出高贵的事的人，方可算是最可尊崇的人。——乔叟
11. 道德不是良心的可卑的机谋，而是斗争和艰难，激情和痛苦。——托马斯?曼
12. 道德普遍地被认为是人类的最高目的，因此也是教育的最高目的。——赫尔巴特
13. 道德方面的伟大，就在于对朋友始终不渝的爱，对敌人不可磨灭的恨。——莱辛
14. 道德是永存的，而财富每天在更换主人。——普卢塔克
15. 把“德性”教给你们的孩子;使人幸福的是德性而非金钱。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在患难中支持我的是道德，使我不曾自杀的，除了艺术之外，也是道德。——贝多芬
16. 爱国主义也和其他道德情感与信念一样，使人趋于高尚，使他愈来愈能了解并爱好真正美丽的东西，从对于美丽东西的知觉中体验到快乐，并且用尽一切方法使美丽的东西体现在行动中。——凯洛夫
17. 道德常常能填补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缺陷。——但丁
18. 没有任何东西比人类的爱更富有智慧更复杂。它是花丛中最娇嫩的而又最质朴最美丽和最平凡的花朵，这个花丛的名字叫道德。——苏霍姆林斯基
19. 道德准则，只有当它们被学生自己去追求获得和亲自体验过的时候，只有当它们变成学生独立的个人信念的时候，才能真正成为学生的精神财富。——苏霍姆林斯基
20. 人在智慧上应当是明豁的，道德上应该是清白的，身体上应该是洁净的。——契诃夫
1. 人应当头脑清楚，道德纯洁，身体干净。——契诃夫
2. 要是一个人的全部人格全部生活都奉献给一种道德追求，要是他拥有这样的力量，一切其他的人在这方面和这个人相比起来都显得渺小的时候，那我们在这个人的身上就看到崇高的善。——车尔尼雪夫斯基
3. 有两样东西，我思索的回数愈多，时间愈久，它们充溢我以愈见刻刻常新刻刻常增的惊异和严肃之感，那便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康德
4. 美德与过恶，道德上的善与恶，都是对社会有利或有害的行为;在任何地点，在任何时代，为公益作出最大牺牲的人，都是人们称为最道德的人。——伏尔泰
5. 一个人如果不是真正有道德，就不可能真正有智慧。精明和智慧是非常不同的两件事。精明的人是精细考虑他自己利益的人;智慧的人是精细考虑他人利益的人。——雪莱
6. 道德的最大秘密就是爱;或者说，就是逾越我们自己的本性，而溶于旁人的思想行为或人格中存在的美。——雪莱
7. 道德能帮助人类社会升到更高的水平，使人类社会摆脱劳动剥削制。——列宁
8. 友谊是精神的融合，心灵的联姻，道德的纽结。——佩恩
9. 真诚的十分理智的友谊是人生的无价之宝。你能否对你的朋友守信不渝，永远做一个无愧于他的人，这就是你的灵魂性格心理以至于道德的最好的考验。——马克思
10. 人类最大的幸福就在于每天能谈谈道德方面的事情。无灵魂的生活就失去了人的生活价值。——苏格拉底
11. 遵照道德准则生活就是幸福的生活。——亚里士多德
12. 如果儿童任意地让自己不论去做什么而不去劳动，他们就既学不会文学，也学不会音乐，也学不会体育，也学不会那保证道德达到最高峰的礼仪。——德谟克里特
13. 劳动使一个人的道德变得高尚，使他习惯于小心地对待劳动的工具器械和产品，重视书籍及其他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物品，尊重任何一种职业的劳动者，仇视那些寄生虫和剥削者二流子怯懦者和懒汉。——凯洛夫
14. 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
15. 心灵美就是精神的美与道德的美。——库申
16. 美——是道德纯洁精神丰富和体魄健全的强大源泉。——苏霍姆林斯基
17. 高尚的道德情操和道德行为与追求美的理想这两者常常统一在一起，是密不可分的。——周扬
18. 在重视劳动和尊重劳动者的基础上，我们有可能来创造自己的新的道德。劳动和科学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两种力量。——高尔基
19. 爱劳动是共产主义道德主要成分之一。但只有在工人阶级获得胜利以后，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条件——劳动，才不会是沉重而可耻的负担，而成为荣誉和英勇的事业。——加里宁
20. 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谚语
21. 智识欲的目的是真，道德欲的目的是善，美欲的目的是美。真善美，即人间理想。——黑田鹏信
22. 意志来自道德感和自身利益这两个因素。——林肯
23. 人受到震动有�种植煌械氖窃诩棺倒巧希械氖窃�神经上，有的是在道德的感官上，而最强烈，最持久的则是在个人尊严上。——佚名
24. 养身者忘家，养志者忘身。——韩婴
25. 真诚才是人生最高的美德。——乔叟
26. 不守时间就是没有道德。——蒙森
27.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
28. 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朱熹
29. 礼貌经常可以替代最高贵的感情。——梅里美
30. 道德衰亡，诚亡国灭种之根基。——章炳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