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如何理解体育的过度政治化？
体育古已有之。春秋时私人讲学的核心内容“六艺”中即有两项属于体育。近几百年来，经过倡导思想解放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健全的思想寓于健全的身体”之说深入人心。如今，体育运动的水准和普及程度是这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有时，体育比赛的胜负犹如战争的成败，既可使举国欢腾，凫趋雀跃，又可令人魂销肠断，甚至触发规模不等的骚乱。实际上，体育运动的意义早已超出了运动本身而具有了社会的和政治的意义。
为抗议苏联出兵阿富汗，西方国家纷纷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于是以牙还牙的苏联又与其盟国抵制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不过，体育作为政治手段又能起到特殊作用。上世纪70年代的“乒乓外交”消融中美之间的坚冰更是体育政治化的佳话。萨马兰奇曾说：“体育不涉及政治，这说起来极为容易。不过在现实中，则完全是两回事儿。我认为，体育将不得不与政治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其原因在于，在某些国家里就不能没有政治。”
这部著作的学术意义不言而喻。
首先，选题言近旨远，耐人寻味。体育政治化，是个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有实用价值的课题。国内尚无专著，只有若干论文。
其次，这部著作对概念的定义和对理论的阐释都清楚明白，剀切详明。例如，“体育”到什么程度方视为“政治化”？对这样难以给出标准的问题，作者并不回避。
再次，这部著作的论述全面周到，兼顾纵横。全文既有纵的方面的把握（如从《荷马史诗》、古代到当代奥运会与政治关系的解析），也有横的方面的探讨（如对体育政治化的困境、定义、路径的思考和探索，对体育和政治的内在向度、两者之间张力与限度的分析以及关于体育政治化的批判性考察）。
最后，这部著作具备有说服力的学术见解。例如，在前四章充分论述了体育政治化的种种以后，以较大的篇幅写了关键的第五章，专论政治视域下体育的本质。（
体育的政治意义
体育与政治存在什么样的联系,怎样看待这种联系,体育与政治关系的前景如何,这些都是体育学、政治学必须研究与回答的重要问题。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国的体育社会学、体育理论和其他领域的学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体育与政治的关系,提出了各自的观点。本文就体育与政治关系作一简要评述,以期对进一步研究体育与政治的关系有所帮助。
1 体育与政治的关系及其表现
1·1 体育与政治之间是否存在联系
20世纪50~70年代,对于体育与政治之间是否存在联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体育与政治密切相关。1954年前苏联专家凯里舍夫[1]在我国提出了“体育的阶级性、历史性”、“体育的发展是和社会的发展并进的,并且在阶级社会里永远有阶级性”的观点。60年代,我国学者提出“体育是文化教育的一部分,是和各个社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一部分。”[2]“体育是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范畴。”[3]70年代前苏联学者进一步明确指出:“体育包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思想斗争。它不可能独立于政治范畴之外。”[4]另一种观点认为体育与政治无关。20世纪50~60年代西方一些体育社会学者、政治家坚持体育与政治无关,提出“体育超政治”“体育的非政治性”[5]“当你跨过体育的门槛时,就把政治弃在门外。”[2]“运动是目的本身。”[4]体育是“自由的”“自我的”的活动,否认体育与政治之间的联系。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西方体育社会学者面临体育与政治紧密联系的种种现实,开始出现放弃体育与政治无关观念的趋势,有学者明确提出“体育是政治的一部分,而体育政治则是体育的组成部分。”[5]他们试图用体育来论证“成就社会”理论的正确性,即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的优越性。1980年美国《体育教师》载文指出:“奥林匹克运动会过去现在和将来,一向是为了政治的,而政治与国际体育彼此之间是不可分割的。”[4]为此,有些学者提出探讨政治与体育问题是体育社会学的中心任务。
1·2 体育与政治的关系
大部分学者认为是互动关系。如美国体育社会学家洛伊和凯尼思[6]认为,“体育运动与政治的关系是系统互动关系,即体育运动与政治这两个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我国学者周西宽等[7]指出:“体育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独立的发展轨迹,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但体育的历史表明体育和人类其它活动一样,从来就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它的发展是受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所制约的,并在同各种社会的相互影响中体现其规律。从体育与政治的关系看,政治对体育的影响是同历史发展阶段相联系的,这种影响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同时,体育也通过自己的特殊作用积极为一定的社会及政治服务。”
1·3 政治对体育的制约与影响
我国学者认为政治对体育的制约表现在两个方面———掌握体育的领导权和制约体育的性质。滕子敬等[8]指出政治对体育的制约与影响主要表现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哪一个阶级在政治上掌握了政权,同时,也就必然的要求掌握体育的领导权,并按照当时政治、经济制度的要求,来制定体育的方针、政策、制度,确定体育的目的和任务,相应地建立起体育的组织领导机构,使体育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曹守讠禾[9]认为,政治“影响着体育运动的性质及发展方向,这主要反映在社会的政治制度、国家的政策法令、统治阶级的习惯爱好等对体育的影响。”周西宽等[7]认为“政治的需要可制约着体育的目的性质。政治制度制约体育的发展。”国外有学者认为政治对体育的制约有两种形式,“一是直接干预,将体育作为政治宣传的手段;恢复和断绝国际交往的手段;提高民族自信心,提高民族精神的手段。二是间接干预,将体育作为社会化的手段;社会安全阀的手段;特定的社会群体作为社会运动的手段。”[10]
1·4 体育对政治的反作用
体育作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仅受到政治的制约,同时它作为相对独立的,有重大影响的社会活动对政治也具重要的反作用。周西宽等[7]从宏观的角度阐述了体育对政治的作用包括“改善和促进国家间的关系,增进友谊;提高国家地位,显示国家制度优越性;提高民族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国家需要人才,创造安定的社会环境;与上层建筑的诸意识形态交互影响。”唐宏贵[11]从微观与宏观两层次分析了体育对政治的作用,“从微观上说,人们追求增强体质,休闲娱乐,精神欢悦的同时,也在实现着对身心发展的憧憬,对人生价值和理想的追求,对人生目标的奋斗,一句话即谋求个体的社会化。从宏观方面来说,政治通过自身的作用‘场’,运用体育活动这一特殊的手段,调节着人们的社会道德和行为,改变着人们的社会观念,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使社会安定和谐地向前发展。”潘绍伟等[12]从政治学角度提出体育对政治一体化的作用,“通过体育促进个体社会化,实现政治社会化,灌输一定的政治价值观,培养与现存政治制度相一致的观念和规范;通过共同参加体育活动,增加不同阶层人群的交流和沟通,为领导人寻找塑造良好形象的机会,促进垂直的政治一体化;通过体育提供合理、有节制的排除社会挫折的渠道,发挥社会安全阀门的作用;通过体育运动中的运动员形象的确立与现代政治一致的思想模式;以体育竞赛为交流的最佳媒体,促进民族和解、统一、团结的进程的水平政治一体化;通过体育象征性地体现国家形象,产生强烈的共鸣和共存感,促进国内政治一体化。”国际体育史委员会秘书长拉·英·斯卓姆[13]指出:“体育在政治领域的重要意义,已经不仅表现在一个国家之内,而且也表现在国家间相互交往上。体育可以在国家政治制度中用来实现政治的社会化,就像在国际舞台上所起的作用一样。”美国学者贝内特等[14]通过大量的比较研究后指出:“虽然,运动在自身的表达方式上是政治上的中立,没有明显可见的政治外表。然而,竞技的结果和成就却能被政治来解释和涂上政治色彩;运动在许多方面使自己在这复杂的社会中成为一种社会力量;体育是政治社会化手段;体育运动可以促进政治一体化;体育运动是向青年和人们灌输政治哲学的工具;体育运动可以用来反映民族形象、增加民族的活力;运动员能充当国际友善的外交政治家。”美国有体育社会学者从社会学的角度指出体育对政治的作用“体育运动可以作为一种安全阀为观众和参加者服务,它可以按社会可以接受的方式消除多余的能量、紧张和敌对情绪;体育可以作为一种角色样板,通过各个社会成员的竞争,提高他们的身体素质和智力品质;体育是一种世俗性的类宗教机构,它使用礼仪和庆典去增强社会的价值,并由此将人们的行为规范到习惯所要求的方向。”[15]美国洛伊和凯尼思[6]认为:“运动员在国际体育竞赛中赢得奖牌或冠军可以象征地体现国力的水平,从而增强国际声望和威信;体育运动的胜利可以提高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加强国家的一体化,巩固现政权的统治;利用体育运动促进军事训练;为政府任公职者或寻求执政的人提供露面的机会,以便提高其威望和宣传其政治观点,塑造国家精诚团结的形象,或宣扬一种政治意识等。”由此,他们得出的国家政府在体育运动中获得的政治利益,常常超过在其它领域所获得的政治利益的结论还是很值得探讨的。
2 当代体育与政治密切联系的原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体育与政治两种社会文化的联系更为紧密,作用更加显明。
2·1 体育本身的发展
张岩[16]认为:“体育与政治关系密切化是一定历史阶段的趋势;是体育在现代社会中巨大作用增加的表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体育逐渐成为结构复杂、功能多样的系统,体育运动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作用空前增加。竞技运动竞争的激烈化、国际化、高水平化,国家间竞技运动的激烈对抗使体育运动的政治功能增强了,使得许多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重视体育运动,把它作为维护国家声望,增强民族凝聚力,达到各种政治目的的手段。”
2·2 军事与体育的联系
李晓军[17]指出:“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强化了体育促进身体素质的功能,这是强调军事准备和战争的结果。此外,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巨大改进,国家间的竞赛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体育与政治结合的程度与日俱进。在所谓‘冷战’时期,在一定意义上讲,运动成了没有军事装备的战争,出现了体育运动与政治一体化的现象。”
2·3 体育运动发展的主客观影响
唐宏贵[11]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分析其原因,“体育与政治一体化,是体育运动内在规律的表现,体育与政治的融合,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①体育的本质属性,决定了
体育与政治一体化的客观必然性。用社会基本矛盾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的观点来观察体育,在体育领域,确有一部分内容是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比如体育的理论观点、政治观念、目的任务、方针政策等。②人们对体育认识的深化,决定体育与政治一体化的实际可能性。用当代生物心理社会体育观观察体育与政治之间的矛盾运动,就会发现,政治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和干预体育,体育也决不脱离为政治服务的轨迹。”
2·4 体育政治化
王沪宁[18]以政治学者特有的眼光指出时代的政治化是主要原因,“人们把体育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可能有某种‘内在的必然性’。国与国之间一直存在政治竞争,美苏之间就是例证,政治竞争导致了体育场成为美苏两国争夺的对象。这说明政治竞争同样不肯放过体育这块显示力量的领域。因为当今时代是政治化的时代,运动竞争很好地体现了政治竞争的风格,当然还有经济、军事等。所以体育领域被政治化,是和我们这一时代政治发展的基本精神一致的”。另一位学者吴亮[19]则观点与此接近:“体育的政治化与本身机构的政治化有关系,不能完全要求体委不受政治的影响,它的从属性是很清楚的。体育在社会环境中存在,不能不带有政治色彩。”
2·5 国际政治斗争
国外一些学者从国际政治中寻找答案:“由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形成,促使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与资本主义思想意识间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自然而然地也带到体育运动之中,人们企图通过体育竞赛的运动员的表现,达到证明某种思想意识形态更先进的目的;由于国家政府不断地干预体育的组织和管理,因而体育运动的决策过程日益政治化,由于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中的成功,象征性地代表着国家的力量和实力,因此政府不得不利用体育运动谋求达到某种政治目的。”[6]
2·6 体育与道德相联系
英国学者阿斯平[20]从分析大量的体育与道德标准联系的现象中找原因,“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政治信仰与体育认识之间有着必不可少的联系;断言不存在这联系主张的人确实已经具有一定的政治背景了。某种体育运动具有的重要性与个人、社会团体和国家对该运动所花费的大量金钱、时间和精力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格言的真实性:我们对体育的探讨乃是我们对优先的政治价值和社会价值看法的反映。”“事实证明了冯·克劳斯威茨的名言,体育是另一种方式表现的政治实践。”
3 体育与政治关系密切化的利与弊
3·1 体育与政治关系密切化是一把双刃利剑
李晓军[19]认为:“当代世界,国家利用体育的某种特性达到其政治的目的;体育则借助政治达到其自身发展的目的,两者因果循环,其效应遂从‘复利法则’不断累聚。”“体育与政治一体化是一柄双刃利剑,它一方面积极地开拓着体育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又阻碍着体育自身的发展。”“体育与
政治一体化对体育发展的促进作用表现在:促使各国政府增加对体育的投资,推动了体育运动的国际化,激励了国民参加体育运动的热情。”其不利影响是“淡化了体育的固有特征。以改善人类自身的机能和形态为目的,这是体育的第一性特征。而为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服务的特征是派生的,第二性的。体育与政治一体化的激烈演进,淡化了体育的固有特征,是造成人们偏执体育观的根源,形成了偏执的体育观,即以片面强调竞技运动的特征的小体育观和片面夸大体育在显示国家民族和社会制度优越性方面的作用,把体育同‘国力’‘国运’混合在一起的狭隘民族主义体育观,引起国际体坛丑闻和暴力事件层出不穷,造成运动员的片面发展,普遍效尤体育超经济发展的模式。”
3·2 体育与政治关系密切化利大于弊
毕世明[21]认为:“100年来,体育与政治关系越来越密切这一社会现象,基本上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是前进而不是后退。”主要理由是“第一,体育与政治关系越来越密切的100年正是全世界体育大发展的100年……近百年来世界体育在发展的原因较多,其中重要一条就是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人民群众的各种有关组织,不仅从发展身体方面来理解体育的重要性,而且也认识到发展体育可以给自己带来政治上的利益,从而更加重视体育,采取多种措施推动体育的发展。第二,近百年来体育与政治关系越来越密切这种社会现象是人们对体育与政治关系有了进一步认识的结果,现今全世界大多数人们都接受了‘体育为政治服务’这一人类共同的思想财富,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这样的社会现象当然是前进而不是后退,是积极而不是消极的。”当然,两者紧密结合也产生了一些消极作用:“第一,新兴的、进步的政治努力能够利用体育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没落的、倒退的政治势力也这样做,这就产生了消极作用。第二,新兴的、进步的政治势力使体育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也有犯‘过头’错误的时候,‘过头’了也会产生消极作用。所以说“既有利又有弊,但利大于弊。”
3·3 体育与政治关系密切化的利与弊要作具体分析
张岩[16]指出:“体育与政治关系密切化这一社会现象的出现和这一现象的具体后果是不同的。从总体看,体育与政治联系的密切化是社会整体性增强的表现,是体育运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结果,但是各国体育为政治服务的后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则应作具体的分析”。即具体分析“政治的性质,即这一国家的政治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如果其政治是进步的,那么体育为之服务所起的作用也是进步的、积极的,如果政治是反动的,则体育为之服务带来的政治后果也是消极的;政治目的确定,即使一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是进步的,但一定时期内确定的政治目标是错误的(即犯了错误),体育为错误的政治目标服务,其社会后果不但在政治上是消极的,对体育的发展可能有利,也可能不利;体育与政治联系为政治服务的方式和方法,如果体育为政治服务的方式和方法是正确的,那么其社会后果,无论对政治和体育都是积极的、有利的。反之,如果二者联系的方式和服务的方式不当, 则可能带来不利的后果。”
4 如何正确处理体育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政治学者王沪宁[18]提出处理体育与政治关系的基本观点是“人为地夸大体育的政治功能对体育的发展是不利的。另外,需要指出不能绝对地看问题,就是期望体育完全非政治化,这也不可能。”“我们不能光谈体育非政治化,具体应看它对社会发展,对人类发展是否有利。”相近的观点是“不是从体育中取消政治,也不是从政治方面‘净化’体育,而是应当把体育从反人民的,反动的政治方面解放出来,以有助于社会的进步。”[4]对于两者关系处理有3种意见。
4·1 认清体育与政治的联系与区别,具体问题具体处理
张岩[16]认为,正确处理体育与政治关系要注意4个方面:“第一,体育的发展是受政治制约的。但是,也不能把体育与政治混合,不可把体育总是与政治问题搅在一起,要分清什么是政治问题,什么是体育问题。政治问题要按政治规律办事,体育问题按体育规律办事。第二,体育是具有多功能的复杂结构。应当重视并注意发挥体育的政治功能,但不能片面地强调体育的政治功能,忽视或贬低体育的其它功能,否则就会违背体育自身的规律而畸形发展。第三,要寻求体育为政治的恰当方式的方法,使体育与政治的联系从刚性联系转变为柔性联系。第四,鉴于过去提‘体育为政治服务’所产生消极作用,依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精神,今后不宜再提‘体育为政治服务’的口号。”
4·2 处理体育与政治关系要兴利除弊
李晓军[17]指出:“清醒地认识体育的本质,正确地理解体育与政治的关系,适当地发挥体育的政治功利;全面了解体育与政治一体化的利弊得失,在体育的政治使用时,将其阻碍体育的反向作用降低到最低限度”。
4·3 要淡化体育的政治倾向
金大陆认为:“体育政治化问题,长期以来体育归结为国家政治范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决定了的。另外,政治家为了政治活动的需要,利用各种手段是不可避免的。当今世界奥林匹克运动的社会化,政治干预普遍存在,但从本质上讲,体育是最大的不政治,原因是体育的非意识形态化;体育有自身独特的‘法’,独特的规则;它的符号系统是世界共通的。所以要淡化体育的国家政治倾向,强调非政治的一面,即强调它的文化、教育、娱乐、审美的一面。”
5 体育与政治关系的发展前景
5·1 体育与政治的联系会出现淡化的趋势
张岩[16]指出:“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和平与发展已代替革命和战争,成为时代的主题,全人类有了共同的利益。为了各国人民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需要各国政府和人民通力合作。‘全球一村’、‘一球两制’、‘竞争共处’、‘竞争合作’的国际政治新格局正在形成。在政治经济存在多极的情况下,由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不同而引起的纷争和冲突将逐渐得到控制。在新的时代和新的形势下,体育作为和平、友谊、交往的手段将会更加重要,体育与政治的联系将会出现新的形式和特点。二者的联系会表现出淡化的趋势。”
5·2 体育与政治的联系会进一步加强
美国学者古德哈特和查特弗[14]指出:“对运动正在滋长的热情可以从现代社会所造成的不充实感和人的情感所受压抑的报道中看出,因为亿万人不是完全浸在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的团体里,他们是如此热心地把自己确定为一些运动方式的参加者。因为工作的满足感减少了,在一个无定格的核心组织里,欺骗的情感仍旧被神父传播。由于流行的兴趣继续提高,热心的运动观众领域必定扩大。运动也将进一步与政治,与外交纠缠在一起,并且政府也将更加热心和熟练地掌握这个武器。”
5·3 体育与政治的联系会继续存在
王沪宁[18]指出:“体育政治化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现象,从一个国家来说,这同种种矛盾、种种冲突有关,从国际舞台来看,这同各国间的政治较量有关。如果说国际形势缓和了,各国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空前地发展起来,人们在相互理解、相互宽容的气氛中达到一种新境界,人们相互间的文化交融,也使大家觉得生活在一个更大的、共同的社会环境中是适宜的,到那时候,政治上的竞争可能要淡化,体育偏离奥林匹克精神的现象也可能消失。至于现在,体育政治化是必然的,这也是我一再强调的观点。”美国学者考德威尔·库克等[20]从人类学的观点指出:“竞技是一种严肃的事业。因此,那些主张把体育与政治分离,并且认为必须分离的人正在严重的错觉指导下进行探索,而且正在制造根本性的概念错误。他们所做的一切,充其量不过是其为一个理想的世界呐喊,表明期望和要求。这只是他们所理想的世界。从逻辑学的观点看,认为胜利在道德上和政治上是无关紧要的,这只是追求一种幻想而已。”加拿大训练协会主席杰弗里·高恩[11]在对2000年世界体育运动发展趋势的预测中明确反映出:“尽管有反对意见,政治和政府参与体育运动的现象将继续存在下去。”在当代和不久的将来,脱离政治的所谓“纯体育”是不可能出现的。
6 结语
(1)体育与政治的关系是涉及到体育发展性质和方向,以及政治发展的重要问题,亟待广大体育学者、政治学者进行深入的研究,作出有说服力的解答。为了理清两者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研究体育与政治相互联系的逻辑系统。
(2)为了更深刻、全面地认识体育与政治之间的系统互动关系,有待进行揭示两者相互作用的机制与原理的研究。
(3)为了进一步认清当代体育与政治之间的系统互动关系,必须进一步探索两者关系密切化的深层政治、社会、体育原因。
(4)对于体育与政治关系密切化,尤其是体育的政治利用的利与弊,最重要的评价标准应该是看两者的联系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正义伸张。从这一意义讲,政治利益高于体育利益是历史的必然。(下转第16页) (上接第13页)(5)面对国际政治格局的新变化,各国政治的多元化,人类社会的政治化,体育的大众化和国际化,体育与政治的系统互动现象必将会继续存在下去。
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与政治之间有哪些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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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自己的观点：体育盛事可以粉饰太平盛世可以安定民心转移矛盾视线。
体育与政治存在什么样的联系,怎样看待这种联系,体育与政治关系的前景如何,这些都是体育学、政治学必须研究与回答的重要问题。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国的体育社会学、体育理论和其他领域的学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体育与政治的关系,提出了各自的观点。本文就体育与政治关系作一简要评述,以期对进一步研究体育与政治的关系有所帮助。
1 体育与政治的关系及其表现
1·1 体育与政治之间是否存在联系
20世纪50~70年代,对于体育与政治之间是否存在联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体育与政治密切相关。1954年前苏联专家凯里舍夫[1]在我国提出了“体育的阶级性、历史性”、“体育的发展是和社会的发展并进的,并且在阶级社会里永远有阶级性”的观点。60年代,我国学者提出“体育是文化教育的一部分,是和各个社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一部分。”[2]“体育是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范畴。”[3]70年代前苏联学者进一步明确指出:“体育包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思想斗争。它不可能独立于政治范畴之外。”[4]另一种观点认为体育与政治无关。20世纪50~60年代西方一些体育社会学者、政治家坚持体育与政治无关,提出“体育超政治”“体育的非政治性”[5]“当你跨过体育的门槛时,就把政治弃在门外。”[2]“运动是目的本身。”[4]体育是“自由的”“自我的”的活动,否认体育与政治之间的联系。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西方体育社会学者面临体育与政治紧密联系的种种现实,开始出现放弃体育与政治无关观念的趋势,有学者明确提出“体育是政治的一部分,而体育政治则是体育的组成部分。”[5]他们试图用体育来论证“成就社会”理论的正确性,即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的优越性。1980年美国《体育教师》载文指出:“奥林匹克运动会过去现在和将来,一向是为了政治的,而政治与国际体育彼此之间是不可分割的。”[4]为此,有些学者提出探讨政治与体育问题是体育社会学的中心任务。
1·2 体育与政治的关系
大部分学者认为是互动关系。如美国体育社会学家洛伊和凯尼思[6]认为,“体育运动与政治的关系是系统互动关系,即体育运动与政治这两个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我国学者周西宽等[7]指出:“体育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独立的发展轨迹,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但体育的历史表明体育和人类其它活动一样,从来就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它的发展是受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所制约的,并在同各种社会的相互影响中体现其规律。从体育与政治的关系看,政治对体育的影响是同历史发展阶段相联系的,这种影响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同时,体育也通过自己的特殊作用积极为一定的社会及政治服务。”
1·3 政治对体育的制约与影响
我国学者认为政治对体育的制约表现在两个方面———掌握体育的领导权和制约体育的性质。滕子敬等[8]指出政治对体育的制约与影响主要表现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哪一个阶级在政治上掌握了政权,同时,也就必然的要求掌握体育的领导权,并按照当时政治、经济制度的要求,来制定体育的方针、政策、制度,确定体育的目的和任务,相应地建立起体育的组织领导机构,使体育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曹守讠禾[9]认为,政治“影响着体育运动的性质及发展方向,这主要反映在社会的政治制度、国家的政策法令、统治阶级的习惯爱好等对体育的影响。”周西宽等[7]认为“政治的需要可制约着体育的目的性质。政治制度制约体育的发展。”国外有学者认为政治对体育的制约有两种形式,“一是直接干预,将体育作为政治宣传的手段;恢复和断绝国际交往的手段;提高民族自信心,提高民族精神的手段。二是间接干预,将体育作为社会化的手段;社会安全阀的手段;特定的社会群体作为社会运动的手段。”[10]
1·4 体育对政治的反作用
体育作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仅受到政治的制约,同时它作为相对独立的,有重大影响的社会活动对政治也具重要的反作用。周西宽等[7]从宏观的角度阐述了体育对政治的作用包括“改善和促进国家间的关系,增进友谊;提高国家地位,显示国家制度优越性;提高民族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国家需要人才,创造安定的社会环境;与上层建筑的诸意识形态交互影响。”唐宏贵[11]从微观与宏观两层次分析了体育对政治的作用,“从微观上说,人们追求增强体质,休闲娱乐,精神欢悦的同时,也在实现着对身心发展的憧憬,对人生价值和理想的追求,对人生目标的奋斗,一句话即谋求个体的社会化。从宏观方面来说,政治通过自身的作用'场',运用体育活动这一特殊的手段,调节着人们的社会道德和行为,改变着人们的社会观念,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使社会安定和谐地向前发展。”潘绍伟等[12]从政治学角度提出体育对政治一体化的作用,“通过体育促进个体社会化,实现政治社会化,灌输一定的政治价值观,培养与现存政治制度相一致的观念和规范;通过共同参加体育活动,增加不同阶层人群的交流和沟通,为领导人寻找塑造良好形象的机会,促进垂直的政治一体化;通过体育提供合理、有节制的排除社会挫折的渠道,发挥社会安全阀门的作用;通过体育运动中的运动员形象的确立与现代政治一致的思想模式;以体育竞赛为交流的最佳媒体,促进民族和解、统一、团结的进程的水平政治一体化;通过体育象征性地体现国家形象,产生强烈的共鸣和共存感,促进国内政治一体化。”国际体育史委员会秘书长拉·英·斯卓姆[13]指出:“体育在政治领域的重要意义,已经不仅表现在一个国家之内,而且也表现在国家间相互交往上。体育可以在国家政治制度中用来实现政治的社会化,就像在国际舞台上所起的作用一样。”美国学者贝内特等[14]通过大量的比较研究后指出:“虽然,运动在自身的表达方式上是政治上的中立,没有明显可见的政治外表。然而,竞技的结果和成就却能被政治来解释和涂上政治色彩;运动在许多方面使自己在这复杂的社会中成为一种社会力量;体育是政治社会化手段;体育运动可以促进政治一体化;体育运动是向青年和人们灌输政治哲学的工具;体育运动可以用来反映民族形象、增加民族的活力;运动员能充当国际友善的外交政治家。”美国有体育社会学者从社会学的角度指出体育对政治的作用“体育运动可以作为一种安全阀为观众和参加者服务,它可以按社会可以接受的方式消除多余的能量、紧张和敌对情绪;体育可以作为一种角色样板,通过各个社会成员的竞争,提高他们的身体素质和智力品质;体育是一种世俗性的类宗教机构,它使用礼仪和庆典去增强社会的价值,并由此将人们的行为规范到习惯所要求的方向。”[15]美国洛伊和凯尼思[6]认为:“运动员在国际体育竞赛中赢得奖牌或冠军可以象征地体现国力的水平,从而增强国际声望和威信;体育运动的胜利可以提高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加强国家的一体化,巩固现政权的统治;利用体育运动促进军事训练;为政府任公职者或寻求执政的人提供露面的机会,以便提高其威望和宣传其政治观点,塑造国家精诚团结的形象,或宣扬一种政治意识等。”由此,他们得出的国家政府在体育运动中获得的政治利益,常常超过在其它领域所获得的政治利益的结论还是很值得探讨的。
2 当代体育与政治密切联系的原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体育与政治两种社会文化的联系更为紧密,作用更加显明。
2·1 体育本身的发展
张岩[16]认为:“体育与政治关系密切化是一定历史阶段的趋势;是体育在现代社会中巨大作用增加的表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体育逐渐成为结构复杂、功能多样的系统,体育运动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作用空前增加。竞技运动竞争的激烈化、国际化、高水平化,国家间竞技运动的激烈对抗使体育运动的政治功能增强了,使得许多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重视体育运动,把它作为维护国家声望,增强民族凝聚力,达到各种政治目的的手段。”
2·2 军事与体育的联系
李晓军[17]指出:“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强化了体育促进身体素质的功能,这是强调军事准备和战争的结果。此外,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巨大改进,国家间的竞赛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体育与政治结合的程度与日俱进。在所谓'冷战'时期,在一定意义上讲,运动成了没有军事装备的战争,出现了体育运动与政治一体化的现象。”
政治与体育有关系吗？
体育与政治是结合，相互服务，冲突，对抗的关系。体育与政治的关系日益密切，进一步向政治靠拢。政治的需要制约着体育的制度，政治制度决定这体育的制度类型，政治的思想意识决定着体育的价值观念。体育对政治还存在着积极与消极的作用。说体育与政治没有关系是错误的，没有辩证的看待实际。
政治会对体育有何影响
（1）政治决定体育的价值
（2）政治决定体育体制
（3）政治影响国家体育发展
为什么足球是唯一能牵涉到政治的运动？
因为足球是当今世界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几乎所有地方都热爱足球。
有人说：“足球的表达方式，从来都清晰地带有情感的色彩———政治色彩。这种色彩植根于历史和文化的大环境中，它们不会因为足球的全球化而淡化。”唯其如此，当1986年阿根廷战胜称雄马岛海战的英国，1998年伊朗历史性地战胜美国，2002年曾经的法属殖民地塞内加尔战胜如日中天的法国时，我们看到的是举国的庆祝狂欢和一个民族的眼中泪光闪烁……
政治何以越来越多地介入足球？有人分析得在理：这些都与十多年来世界的巨大变革有关。冷战结束后，民族主义兴起，各国（尤其是西方）保守主义思潮盛行，大多数国家都希望通过某种方式加强本国国民的凝聚力，大型体育盛会（比如奥运会）自然成了首选，足球世界杯更是重中之重。如果说冷战结束前，各种体育盛会常冠以“东方VS西方”之类的话，那么，现在的对抗无疑都是单个国家间的较量。正因为此，最近几届世界杯，各国竞争日趋激烈，决赛圈的队伍数量由20多年前的16支扩充到现在的32支，决赛圈国家的自豪感也一届胜过一届。本届世界杯，更是掺杂感情色彩，承载颇多政治期待。
但是，毕竟足球深藏着地球人共有的人性———在竞争中追求公平，在击节中释放压力，在博弈中享受快乐；毕竟，足球深刻体现着人类的包容精神。正像开幕式上，那位看似平常的人物，在全世界注目下平和地表达的那句话那样：“足球是全球通用的语言。足球可以弥合社会、文化和宗教分歧。”所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由衷赞叹，世界杯聚集起那么高的人气，“最令联合国羡慕”。所以，身为“出家人”的少林寺柏林分寺方丈释永传看世界杯时，不忘把3个徒弟也叫了来，“感受一下世界杯”。所以，一位美国球迷在为本国球队加油时打出“足球与政治无关”标语时，全世界为之怦然心动，良久沉思。
“足球与政治无关”，表达了人类共同的诉求———不同的民族、国家和文明，不分先后、贫富、肤色、强弱和大小，和平和谐相处；民族的、经济的、文明的冲突，在融合中实现非“零和博弈”的双赢乃至多赢。
附：
从英国殖民者首次把足球带到两河流域、到乌代时期举全国之力残酷推动足球运动，再到海湾战争之后足球因政局而衰落。足球这项运动之于伊拉克，几乎从来就与政治密切相关。
殖民时期 “莫名其妙”爱上足球
英国人当初是作为殖民者到来的，足球运动在伊拉克的蓬勃发展可以说是“副产品”，英国人也没有预料两河流域的伊拉克人会“莫名其妙地”迅速喜欢上这种运动。
英国1917年接连占领巴格达、基尔库克等城市，以及1922年使伊拉克成为英国保护国的时候，也把这项运动带到了伊拉克，并为两河流域的人民接受，并迅速普及，以至以后成为伊拉克的“国球”。
英国人当初是作为殖民者到来的，他们看上了伊拉克的石油，足球运动在伊拉克的蓬勃发展可以说是“副产品”，英国人也没有预料到。在英国人看来，两河流域的伊拉克人“莫名其妙地”迅速喜欢上了这种运动。伊拉克被并入英联邦的10年，是使伊拉克成为较早地了解足球运动的国家的10年。特别是该国南部地区，因为油气丰富，英国人“进来”的比较早，因而足球运动也相对发达。
1932年，英国人回到欧洲的海岛之后，伊拉克的足球运动仍然蓬勃发展。二战后，伊拉克凭借石油产业建立起了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为足球发展提供了支持。1948年，伊拉克足协正式成立。之后，伊拉克队多次参加地区和国际比赛。足球成为国球已经是不可动摇之事。而这不久，萨达姆逐渐在伊拉克掌权，伊拉克的球员们谁也没有想到，接下来的几十年的足球发展历程中，他们不仅一边享受了胜利的喜悦和快感，一边还要忍受非人的折磨和压榨。
乌代时代 铁血推动辉煌战绩
如果运动员没有夺得冠军，他们就会受到惩罚，遭到惩罚的除了运动员，还有他们的领队、教练。在这种异乎寻常的训练和肉体与精神折磨的压力下，伊拉克球队也获得了辉煌战绩。
上世纪90年代之前，伊拉克足球一直是亚洲顶尖的球队。如今回首20年，应该没有人会对这句话表示太多反对意见。看看上个世纪90年代的成绩单就能明白伊拉克足球曾经有过怎样的辉煌。
伊拉克队号称“两河雄狮”，从建立起至今，一共7次参加海湾杯比赛，3次拿到冠军。在阿拉伯冠军杯比赛中，伊拉克队4次折桂。从1986年到1988年举办的4次泛阿拉伯杯比赛中无一例外的成为冠军。1982年亚运会的足球比赛金牌也落入了伊拉克队囊中。不过这些辉煌的背后却有着其他国家足球运动员难以想象的辛酸眼泪与痛苦。这一切还是与政治有关。
上世纪60年代掌权的萨达姆对足球十分喜爱，具有政治头脑的他看到足球可以凝聚民心，便放手让民众大力发展足球。他的长子乌代也是一个球迷。在萨达姆示意下，不久乌代就成为了足球协会的主席。
不过与他父亲不同，乌代不仅对足球这项运动发狂，更对管理足球、教训球员有着异乎寻常的“执著”。乌代并没有专业的体育知识，也不是运动员出身，却只注重结果。如果运动员没有夺得冠军，他们就会受到惩罚，遭到惩罚的除了运动员，还有他们的领队、教练。乌代一旦对伊拉克足球运动员的表现不满意，不是用鞭子抽他们的脚掌，就是让他们自己使劲踢坚硬的水泥墙，更有甚者，让球员踢“水泥足球”，直到他们的脚被踢得血肉模糊，他才罢休。
在这种异乎寻常的训练和肉体与精神折磨的压力下，伊拉克足球队一次次地站在风口浪尖。不过乌代能够因为政治原因举全国之力发展足球也在客观上为伊拉克足球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在大规模的投入和政府的强力支持下，伊拉克足球队也获得了辉煌战绩，为伊拉克人民增添了很多茶余饭后的谈资。
海湾战争之后 国家衰落球队禁赛
上个世纪90年代，球队都被禁止参加地方的重要赛事———“海湾杯”。更因为财政原因，伊拉克足球队连续三届放弃参加亚运会。
很多球员在萨达姆倒台后接受采访的时候承认，他们当时对乌代的畏惧非常强烈，害怕他的酷刑。伊拉克奥委会官员塔利卜·穆坦就称，那种带有沉重思想包袱的足球比赛让从前的球员们至今谈起来还感到不寒而栗。据说为了不忘记那段可怖的历史，如今在巴格达的体育场内还展示一些当年折磨运动员的“刑具”。
尽管伊拉克足球从来就是西亚势力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但用政治强势推动足球前进，则始终是伊拉克足球在萨达姆时代的标签，这也为伊拉克足球后来的命运埋下伏笔。1991年萨达姆政权入侵科威特导致海湾战争爆发，伊拉克足球便在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国家的衰落而逐步衰落。不仅国家遭到制裁，连球队都被禁止参加地方的重要赛事———“海湾杯”。更可惜的是，萨达姆政权财政连年入不敷出，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导致政府无力继续大规模支持“国球”。因为财政原因，伊拉克足球队连续三届放弃参加亚运会。好在乐天知命的伊拉克人自己并没有放弃足球，在巴格达、巴士拉等街区广场，在乡下的土路、河边还能看到人们自发的踢球娱乐的场景。
伊拉克足球的低潮持续了将近10年，21世纪初，国际大环境有所改善，“两河雄狮”睁开了沉沉欲睡的双眼。2000年，伊拉克国青队参赛一举获得亚洲青年足球锦标赛亚军，巴格达城再次爆发出了群众的欢呼声。连后来成为伊拉克队主力的尤尼斯回忆这次比赛时都认为，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伊拉克足球开始重振雄风。不过真正让伊拉克足球摆脱萨达姆时代阴影的却是从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