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到别人家做客进门脱掉鞋子的经历？
话说周瑞家的送了刘老老去后，便上来回王夫人话，谁知王夫人不在上房，问丫鬟们，方知往薛姨妈那边说话儿去了。周瑞家的听说，便出东角门过东院往梨香院来。刚至院门前，只见王夫人的丫鬟金钏儿和那一个才留头的小女孩儿站在台阶儿上玩呢。看见周瑞家的进来，便知有话来回，因往里努嘴儿。
周瑞家的轻轻掀帘进去，见王夫人正和薛姨妈长篇大套的说些家务人情话。周瑞家的不敢惊动，遂进里间来。只见薛宝钗家常打扮，头上只挽着儿，坐在炕里边，伏在几上和丫鬟莺儿正在那里描花样子呢。见他进来，便放下笔，转过身，满面堆笑让：“周姐姐坐。”周瑞家的也忙陪笑问道：“姑娘好?”一面炕沿边坐了，因说：“这有两三天也没见姑娘到那边逛逛去，只怕是你宝兄弟冲撞了你不成?”宝钗笑道：“那里的话。只因我那宗病又发了，所以且静养两天。”周瑞家的道：“正是呢。姑娘到底有什么病根儿?也该趁早请个大夫认真医治医治。小小的年纪儿倒作下个病根儿，也不是玩的呢。”宝钗听说笑道：“再别提起这个病!也不知请了多少大夫，吃了多少药，花了多少钱，总不见一点效验儿。后来还亏了一个和尚，专治无名的病症，因请他看了。他说我这是从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幸而我先天壮还不相干，要是吃凡药是不中用的。他就说了个海上仙方儿，又给了一包末药作引子，异香异气的。他说犯了时吃一丸就好了。倒也奇怪，这倒效验些。”周瑞家的因问道：“不知是什么方儿?姑娘说了，我们也好记着说给人知道。要遇见这样病，也是行好的事”宝钗笑道：“不问这方儿还好，若问这方儿，真把人琐碎死了!东西药料一概却都有限，最难得是‘可巧’二字：要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十二两，夏天开的白荷花蕊十二两，秋天的白芙蓉蕊十二两，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两。将这四样花蕊于次年春分这一天晒干，和在末药一处，一齐研好;又要雨水这日的天落水十二钱……”周瑞家的笑道：“嗳呀，这么说就得三年的工夫呢。倘或雨水这日不下雨，可又怎么着呢?”宝钗笑道：“所以了!那里有这么可巧的雨?也只好再等罢了。还要白露这日的露水十二钱，霜降这日的霜十二钱，小雪这日的雪十二钱。把这四样水调匀了，丸了龙眼大的丸子，盛在旧磁坛里，埋在花根底下。若发了病的时候儿，拿出来吃一丸，用一钱二分黄柏煎汤送下。”
周瑞家的听了，笑道：“阿弥陀佛!真巧死了人。等十年还未必碰的全呢!”宝钗道：“竟好。自他去后，一二年间，可巧都得了，好容易配成一料。如今从家里带了来，现埋在梨花树底下。”周瑞家的又道：“这药有名字没有呢?”宝钗道：“有。也是那和尚说的，叫作‘冷香丸’。”周瑞家的听了点头儿，因又说：“这病发了时，到底怎么着?”宝钗道：“也不觉什么，不过只喘嗽些，吃一丸也就罢了。
西晋南北朝时期体育发展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220年—589年），又称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只有37年大一统，而余下朝代替换很快并有多国并存的时代。这个时期从220年曹丕称帝到589年隋朝灭南朝陈而统一中国，共369年。可分为三国时期（以曹魏正统，蜀汉与孙吴并立）、西晋时期（与东晋合称晋朝）、东晋与十六国时期、南北朝时期（南朝与北朝对立时期，共150年）。另外位于江南，全部建都在建康（孙吴时为建业，即今天的南京）的孙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等六个国家又统称为六朝。
这一时期的民间节日体育活动，大抵和汉代习俗相同，梁朝人宗懔所著《荆楚岁时记》中有所记述，但运动量较大的击球、蹴鞠等显著衰落，传统武艺局限于军营中；特别是秦汉以前文人习武之风，到南北朝时，起了很大变化。《颜氏家训·勉学》云：“多见士大夫耻涉农商，羞务工伎， 射则不能穿札，笔则才记姓名。”从体育的角度观察，这个时期观赏性的活动畸形发展，运动健身的项目明显衰退。两晋南北朝 （265～581） 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分裂割据、战乱频仍的时代， 民族矛盾、 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夺权斗争纵横交织。这种长期混乱不安局面对当时的体育活动有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佛教的“因果报应”、 “神不灭”思想， 对讲究身体健康的体育极端不利。“神不灭” 宣扬人死后精神可以永远存在，这种唯心主义宗教神学观点反映在养生上必然是重“养神”、“养性”，而轻 “养形”、 “养身”，反映在体育上，则从根本上抹杀了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意义。梁朝的无神论者范缜（450～515），针对“神不灭”的谬论，提出“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的观点，并用生动的比喻阐明“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刃，形之于用，犹刃之于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的道理（《神灭论》）。这与“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全之体魄”的理论是一致的，但这一正确观点受到梁武帝等的压制并加以禁止。魏晋玄学是儒、道合流的产物，主张“以无为本”，“以静为原”，不承认万事万物在运动中变化发展的事实，从而对以运动为主要手段的体育持否定态度。
特点：
士大夫轻视习武。史书记载，这一时期的武艺技术在军中有明显的提高，如“刀及单刀、双戟皆有口诀要术”（《抱朴子·外篇·自序》）。表明已总结出一些兵器使用方法，并用口诀简要地表达出来当时并有《马槊谱》问世。但是在士大夫中明确反映出轻视习武的观点。例如，葛洪曾习练武艺，“学七尺杖术，可以入白刃，取大戟”。但他认为这些都是“不急之末学”（《抱朴子·外篇·自序》）。又如，曾撰写《魏书》的北齐中书令魏收， 青年时“好习骑射， 欲以武艺自达”，荥阳郑伯却讥刺他说，“魏郎弄戟多少”，魏收感到惭愧，“遂折节读书”（《北齐书·魏收传》），放弃了习武上述事例充分反映文人轻视习武的社会风气
舞蹈风格丰富多彩编辑
此一时期舞蹈种类的繁多和风格的多样，对后世某些体育项目（如体操、武术、冰上运动等）动作的演进有借鉴的作用。当时，宫廷和豪门世族大都收养有专门的歌舞伎人梁朝衡州刺史羊侃，府中有“舞人张净琬腰围一尺六寸，时人咸推能掌中舞；又有孙荆玉，能反腰帖地，衔得席上玉簪”（《梁书·羊侃传》）。这些类似“托举”和“下腰”的舞蹈动作，仍保留在近代的体操技巧中东晋以后，“ 乐人南奔”（《隋书·音乐志上》），将宫廷歌舞带到南方，促进了东晋、南朝舞蹈的繁盛。
北朝继承了汉、晋的舞蹈，还将西北各地少数民族的“龟兹乐”、“西凉乐”、“西戎伎”等乐舞带进中原，实现了各民族舞蹈的大交流。南朝也引进了北方民族的舞蹈，如梁元帝萧绎《夕出通波阁观妓诗》中，有“胡舞开齐阁， 铃盘出步廊” 句；又如陈后主时，曾“遣宫女习北方箫鼓，谓之代北”（隋书·音乐志上）。在佛教艺术中也有优美的舞蹈活动，如敦煌壁画中的“天宫伎乐”。北魏京城洛阳的景乐寺，大斋时，“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得往观者，以为至天堂”（杨之《洛阳伽蓝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舞蹈艺术在各方面均有广泛开展。
杂伎、相扑成为专门项目编辑
杂伎、相扑在秦汉时，大抵包括在“鱼龙百戏”或“乐舞百戏”之中，两晋以后，进一步分化出来，各自形成专项活动。
杂伎的演进 ；两晋南北朝时期，像汉武帝时那样规模盛大的角抵戏演出不复多见了，但杂伎项目日益增多，技术也逐渐提高。晋代已有马戏的专项表演，或作为一个精彩节目出现。如晋朝的中朝元会时，有“卧骑、倒骑、颠骑，自东华门驰往神虎门”（《南齐书·礼志》）。又如后赵石虎观看杂伎表演时，有一节目为“衣伎儿作猕猴之形，走马上，或在（马）胁，或在马头，或在马尾，马走如故，名为猿骑”（陆《邺中记》），均说明马戏的技术达到相当高度，亦即后世“跑马卖解”的前身。北魏天兴六年 （403）冬，“诏太乐、总章、鼓吹增修杂伎”（《魏书·乐志》）。北周大成元年 （579），“广召杂伎，增修百戏”（《通典·乐典六》）。可以看出“杂伎”已与“百戏”并列，成为一项独立活动。
缘幢、缘竿技术的发展编辑
据《邺中记》所载，“（石）虎正会，殿前作乐，高、龙鱼、凤凰、安息五案之属，莫不毕备。有额上缘幢，至上鸟飞，左回右转；又以幢著齿上，亦如之”。额上，齿上均能戴竿，并有人攀援其上，做左回右转的动作，足见缘竿的技巧已发展到相当水平。北魏碑刻杂伎图中，有一幅为额上缘竿表演，竿上加横木，有 3小儿盘旋其上，惊险异常。叠案演技中，梁有“五案幢伎”，北魏有“五案”，这是站在从不同角度叠起的 5张桌子上表演倒立。
走索及其他杂伎编辑
《洛阳伽蓝记》“禅虚寺”条谓：“寺前有阅兵场，……有羽林马僧相善角抵戏，掷戟与百尺树齐等；虎贲张车掷刀出楼一丈。”又《南史·王敬则传》谓：“宋前废帝使王敬则跳刀，高出白虎幢五、六尺，接无不中。”反映了当时掷刀，掷戟技术的高超。同时，走索的技术也大有提高，最精者能于“高百尺，相去四十丈”的两座楼阁之间，以粗“麻绳”相联，表演时， “ 令二人各从楼内出，从绳上行，以为佛神相遇”（《十六国春秋·后秦录·姚兴传》）。此外还有杠鼎、舞轮、跳剑、弄铃等伎。
相扑的变化编辑
相扑之名始见于西晋初，女子相扑也于此时始见于文字记载。吴末帝孙皓（264～280），“使尚方以金作步摇假髻以千数，令宫人著以相扑，朝成夕败，辄命更作”（《古今图书集成》422册引《江表传》）。晋武帝（265～290）时，有西域健胡，捷无敌，“晋人莫敢与校，帝（司马炎）募勇士，唯庾东应选，遂扑杀之，名震殊俗”（《晋书·庾阐传》）。说明相扑不仅作为一种表演项目，并已成为一种“竞技运动”。但当时称相扑为下技，据王隐《晋书》记载，“颍川、襄城二郡班宣相会，累欲作乐”，襄城功曹刘子笃说，“相扑下技，不足以别两国优劣，请使二郡更论经国大理，人物得失”。
围棋、投壶日益盛行编辑
两晋南北朝的文人，大都尚清谈，乐游宴，这种社会风气促进了围棋、投壶的空前发展。
围棋
这是当时饮宴交往的常见节目，又名“手谈”。继曹魏之后，晋代的棋风益盛。如惠帝的儿子司马，常召贾充等入宫，“弈棋争道”（《 晋书·贾充传》）。南北朝时，帝王大臣无不好弈，上行下效，棋风愈炽。宋文帝刘义隆好弈，曾令围棋名手褚思庄与会稽太守羊玄保对棋，并录成“图局”，供其观赏（《南史·萧惠基传》）。皇帝下令品棋之事，南朝时已习以为常。如梁武帝萧衍令长史柳恽品棋,“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优劣，为《棋品》 3卷，恽为第二焉”（《南史·柳恽传》）。足见棋艺评比的规模很大。萧衍本人也通弈道，著有《围棋赋》、《围棋品》、《棋法》等。晋人范汪等撰《棋九品序录》 5卷，说明围棋等级已分“九品”。围棋名手遍及南北。南方有王抗、褚思庄、夏赤松，柳恽、萧道成、羊玄保……等，均为三品以上。北方不弱于南，“后魏有范宁儿者，善围棋，与李彪使齐，齐武（帝）令江南上品王抗与（弈），宁儿制胜而还” （《册府元龟》卷 869）。北燕有悉罗腾，“工围棋，穷究其妙，独步当时，莫与为俦。俄而北平乐抄少携出，与（罗）齐名”（《十六国春秋·前燕录·悉罗腾传》）。远处东北地区的 “百济国”，有各种杂戏， “然尤尚弈棋”（《周书·异域列传》）。用围棋赌博之事也层出不穷。如谢安与谢玄曾弈棋赌别墅，谢玄棋高一着，但因惦念战事，心绪不宁，把别墅输给了谢安（《晋书·谢安传》）。宋文帝曾与“三品”棋手羊玄保弈棋赌郡，“玄保戏胜，以补宣城太守”（《南史·羊玄保传》）。当时人颜之推对围棋活动作过评价，他认为“学者不可常精，时有疲倦，则倘为之，犹胜饱食昏睡，兀然独坐耳！……围棋有‘手谈’‘坐隐’之目，颇为雅戏，但令人耽愦，废丧实多，不可常也”（《颜氏家训·杂艺》）。
投壶
这一时期投壶之戏的风行，与士大夫好饮宴的习气有关。南齐竟陵王萧子良，曾因与柳恽于夜宴时“投壶枭不绝”，甚至误了早朝（《南史·柳恽传》）。颜之推由梁到北齐邺中时，“亦见广宁，兰陵诸王有此校具（指投壶用具）”（《颜氏家训·杂艺》）。可见南北两地统治阶级的饮宴中，常以投壶为乐。魏晋以后，由于壶具加耳， 促进了投壶技术的提高。“ 耳小于口，而赏其用心愈精，遂使耳倍多”（《经说·投壶》）。即指壶具加了两耳后，花样倍增。晋代已有隔障投壶的技巧，石崇有一婢女“善投壶，隔屏风投之”（《太平御览》引《晋书》）。更为奇巧的是，丹阳县尹王胡之“善于投壶”，能“闭目”投入，其“手熟”竟能达到如此程度（《晋阳秋》）。投壶的花样“有倚竿、带剑、狼壶、豹尾、龙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莲花骁”。汝南周、会稽贺徽，“并能一箭四十余骁，贺又尝为小障，置壶其外，隔障投之，无所失也”（《颜氏家训·杂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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