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体育项目有哪些？
武术
打拳和使用兵器的技术，是我国传统的体育项目。又称国术或武艺。其内容是把踢﹑打﹑摔﹑拿﹑跌﹑击﹑劈﹑刺等动作按照一定规律组成徒手的和器械的各种攻防格斗功夫﹑套路和单势练习。武术具有极其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不断积累和丰富起来的一项宝贵的文化遗产。
摔跤
体育运动项目之一，两人相抱运用力气和技巧，以摔倒对方为胜。摔跤是一项古老的奥林匹克运动，只限男子选手参加。据传中国在公元前几千年就有类似摔跤的游戏，但历史有记载的比赛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08年。在古代奥运会上摔跤是主要比赛项目，当时运动员身上涂油在沙地里进行比赛。首届现代奥运会于1896年在希腊雅典举行，当时就把摔跤列为了正式比赛项目。如今的古典式摔跤可以说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摔跤运动的再现。
舞狮
舞狮是我国优秀的民间艺术，每逢元宵佳节或集会庆典，民间都以舞狮前来助兴。这一习俗起源于三国时期，南北朝时开始流行，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射箭
助弓的弹力将箭射出，在一定的距离内比赛准确性的体育运动项目，为射箭运动。远在1万年前的中石器时代，人类就发明了弓箭来狩猎捕鱼。以后很长时间，弓箭又是用于战争的武器之一，现弓箭作为人们喜欢的体育运动项目存在下来。
龙舟
龙舟就是船上画着龙的形状或做成龙的形状的船。赛龙舟是中国民间传统水上体育娱乐项目，已流传两千多年，多是在喜庆节日举行，是多人集体划桨竞赛。史书记载，赛龙舟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而兴起的。由此可见，赛龙舟不仅是一种体育娱乐活动，更体现出人们心中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
空竹
空竹，是我国民族文化苑中一株灿烂的花朵。空竹古称“胡敲”，也叫“地铃’、“空钟”、“风葫芦”，济南俗称“老牛”。抖空竹在我国可谓历史悠久，关于空竹的记载，最早见于北宋宣年年间，至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据载，宋江见人玩胡敲，他有感而发并赋诗一首：“一声低了一声高，嘹亮声音透碧霄，空有许多雄气力，无人提挈漫徒劳”。空竹最初为宫廷玩物，后传至民间并广为流行。特别在我国北方地区曾风靡于城乡百姓之中，成为家喻户晓的健身娱乐玩具。
马球
马球，史称“击鞠”、“击球”等，骑在马背上用长柄球槌拍击木球的运动。蒙古族民间马上游戏和运动项目，流行于内蒙古等地。
捶丸
捶丸，来源于唐代的“步打球”，与现代曲棍球十分相似。但到了宋朝，步打球由原来的对抗性竞赛逐渐演变为非对抗性比赛，取消了球门，该用球穴，球进穴得一分。竞赛形式变了，名称也随之改变了，叫“捶丸”。“捶”即击，“丸”即球。
蹴鞠
蹴鞠”一词，最早载于《史记苏秦列传》，苏秦游说齐宣王时形容临苗：“临苗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竿、鼓瑟、蹋鞠者”。蹴鞠又名“蹋鞠”、“蹴球”、“蹴圆”、“筑球”、“踢圆”等，“蹴”即用脚踢，“鞠”系皮制的球，“蹴鞠”就是用脚踢球，它是中国一项古老的体育运动，有直接对抗、间接对抗和白打三种形式。
棋术
古中国棋艺由来已久，有着各种棋法。“下棋”也称“对弈”。"弈"是围棋最古老的称谓。在先秦典籍中屡见，但"围棋"一词却少见，迄今所知关于围棋的最早文字记载是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的："今宁子视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通过最早的文字记载可知围棋起源于春秋中叶之前的中国。
关于中国象棋的起源有多种说法：有的认为起源于古代传说中的神农氏；有的认为起源于传说中的黄帝；有的认为起源于周武王伐纣时期：“象棋，武王所造，其进退攻守之法，日月星辰之象，乃争国用兵战斗之术。以象牙饰旗，故曰象棋。”
柔道运动在南阳市健身俱乐部中开展的可行性如何？
不是特别的好，大家对柔道运动并没有一个特别深入的了解，即使在健身俱乐部中开展，也没有人参加。
厦门恭成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怎么样？
厦门恭成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是2002-01-25在福建省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注册地址位于厦门市海沧区阳光路10号生产车间一2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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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体育为题材的影视剧有哪些？
《冰糖炖雪梨》、《摔跤吧爸爸》、《足球小将》。《冰糖炖雪梨》讲的是速滑、《摔跤吧爸爸》讲的是摔跤，《足球小将》讲的足球，这三部都是以体育为题材的影视剧。
北京恭道体育有限公司怎么样？
北京恭道体育有限公司是2018-05-07在北京市大兴区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地址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欣清南巷2号院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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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体育有哪些？
中国古代体育项目
1，团体操
现代奥运的开壁式上必演的项目，在古代，有名的团体操大概要算以下这几种，《韩非子》云：“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日：‘不可。上（尚）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翻译成白话，大体意思就是不教而诛是欺负人家，于是古代警察左手斧头，右手盾牌，跳一段功夫舞蹈，对不良份子进行威慑，从而构建和谐社会。现在的美国对波斯，不过也就是如此。当然这是武舞，至于文武，小熊只知道东瀛有个纹舞，时间有限，就不多说了。到了唐朝，最出名的就是《秦王破阵乐》，相当的有气势，想来无论何时，东方领导都喜欢这种调调。比较而言，西方的传统大将凯旋进入罗马，在夹道欢迎的人潮之中，总有一个侍者，站在统帅旁坚定地重复同一句话：“这一切不过是过眼烟云” 。推及现代，明显就可以看出东西方差异，例如33年的柏林奥运，以及东方式的奥运，精神面貌异常的昂扬，团体操出奇的整齐划一，花样特别的丰富，尤其表现在入场式上，只要看看那些穿上龙袍也不象太子的，手拿DV到处乱拍的，挥帽摆腰乱扭一气的，一定来自西方蛮夷国家，而那些队伍整齐，有礼有节，满脸庄严的好像全世界都欠他五百块钱似的，一定是来自礼仪之邦。对蛮夷们来说，他们是来不过是来参加一个party而已，而对文明人来说，这是一个show，是要演给别人看的，场下操演过不知多少回了。
2，球类项目
说起古代球类，就得从古代足球开始。传说蹴鞠源自黄帝，说轩辕擒蚩尤，充其胃以为鞠，使人执之，多中者赏。翻成现代汉语，就是踢他个胃（这主要是因为当初蚩尤顶过黄帝个肺的缘故，关于角抵，等会再说）。至于蹴鞠字面的解释，蹴为“蹑也”，是动词。“鞠”为：“皮球也”，是名词。（古代的“球”是玉石所造，故用玉边。所以鞠字从革）。到了汉代，，因为是一种军训手段，于是大行其道。具体规则，就不多说了，讲求的是团队配合，小熊倒认为汉代蹴鞠很有可能不是英式足球鼻祖，而更象美式足球，强调速度，力量，冲撞，队形协调四分位这些东西。具体可以参见曹魏帅哥何晏《景福殿赋》（当时在景福殿的蹴鞠大概相当于汉魏时期的超级琬）。，不过到了唐代，由于骑兵训练超过步兵，马球兴起，蹴鞠没落，赛制有了重大变化，偏重于商演性质，至于其后宋明，更是面向不同人群发展，具体可以参看我国著名古典名著《金瓶梅》中有关章节，建议各位细细体会其中奥义。
马球是在唐朝代蹴鞠而兴的新兴项目。关于它的来源，有三种说法，一种说他源自波斯，一种说他源自吐蕃，还有说他就来自本土蹴鞠。这暂且不论。反正在唐朝是很盛行的。主要是当时皇室的提倡，世风使然。关于这方面的故事不胜枚举，于是干脆不多说了。略谈一下，从中衍生而出的两个项目，一个是舞马，张说《舞马词》：“天禄遥征卫叔，日龙上借羲和。将共两骖争舞，来随八骏齐歌”。不过安史乱后，此道日衰，到了近代，倒还有个故事，清末法国曾进献纯种舞马给清廷，民国后转归了袁项城，袁很喜欢，日后又转赠给黄兴，这就是那个黄兴收马不收金的典故出处，再往后，二次革命，黄兴跑路，马流落上海跑马场，袁本打算收回，预备洪宪称帝时骑乘，不料又挂了，此马最后被桂系将领马济买去，马又遭不测。由此看来，外国也有的卢啊。还衍生出一个项目，步打，顾名思义，就是下马来借着打。可能是现代曲棍球前身。由步打又催生出捶丸这一古代高尔夫运动（郭沫若同志有不同看法，他曾经断然考证捶丸既是现代棒球的鼻祖，招来学界一片质疑）。明代特别流行于上层士大夫中间，器械都很讲究，打不同的球洞，不同的地形，要用不同球杆，还要有亲随充做球童，还要邀请名人当球正，异常的高雅，不过估计以吾国国情不适合入现代奥运，因为不说裁判，只要球童由国人担任，就算老虎伍滋来了，金牌也没他的份。
还有一种近似于现代保龄球的运动，叫做木射。木射源于击壤。击壤之戏起于帝尧，大体类似是一种抛射游戏。延至木射，其法为置瓶状木柱于地，十柱上赤书有“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五柱上墨书“慢、傲、吝、贪、滥”等字。参加者抛滚木球以击柱，中赤书者为胜，中墨书者为负，并有赏罚。
3，竞技类
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一种是，自己跟自己较劲。比如举鼎，翘关。举鼎可以分为提举和翻举两类。鼎本来是古人做饭的器具。古代所谓举鼎，指的都是提举，简单点说，就是提着锅子，走上几圈，来消消食而已。比如有名的楚霸王项羽，力能举鼎，说明他就是个大饭桶，怪不得斗不过刘三。还有翘关，指的是举城门闩，据说孔圣人就有这么一手绝活，怪不得周游列国，手下一大帮有弟子，自己又有一把子力气，不怕山贼打劫。到了唐朝就不举门闩了，改成举大木棍，这主要是为了考臂力，为持马枪作预备。宋朝，石锁，石链都招呼上来了，发展到后来，就是现代举重。举重是相当不人道的运动，日本人长的都和武大似的是天生没有办法，后天人为去逼锉，就不对了。
还有一种是和别人较劲，又分为单挑和群殴两种。先说单挑类，比如角抵。南朝人任昉著《述异记》载：“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今翼州有乐名蚩尤戏，其两两三三，头戴牛角以相抵，汉造角抵戏，盖其遗制也”。这就是偶们前面说过的蚩尤顶黄帝个肺的由来。实际上，蚩尤不实长角，而是可能带了类似牛角胄的头盔。黄帝为了应对，才发明了角抵之术。版权要还给轩辕同志嘛。到了秦汉，军中有两种军戏，一种武戏就是角抵，发展到唐宋完善时期，变成相扑，传到日本，现在变成日本国粹。中国式相扑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不穿上衣，主要靠力量，正大光明的取胜。外来的摔跤，象北方民族似的布库，上身都穿褡裢，靠的是取巧，顺便拉上你褡裢上的扣子，再时不时来个水晶肘子什么的，此道为君子所不取。至于现代奥运的古典式摔跤，靠的是腰以上爆炒腰花的气势，自由式摔跤靠的是小腹以下的蜜炙火腿的劲道，至于胜负，只要糖醋里脊上盘，即判负。刚才说了武戏，再说另一种卞，也就是手搏。这就不用解释了吧，中国功夫嘛。汉朝名将甘延寿，就是因为手搏出众，而开始名将之路的。明末，清兵入关，有个叫陈元斌的明朝武将，赴德川幕府借师助剿，后来留在江户，收了三个徒弟，开创了福野流、三浦流、矾贝流三个流派。日后发展出了柔术，柔道。还有一种，单挑必备项目，就是斗剑，为什么不说击剑。古代剑术有两种，击剑指的是遥击，用小李飞刀他娘的话说，就是小李飞刀，例无虚发。除了飞剑之外，就是斗剑。看过战国策的都知道，里头那些说客，每每碰到两国国君谈不拢时候，往往按剑而起，作洪兴蛊惑仔状。古人练剑，佩剑，玩刀都是自小练就的，属于基本生活常识之一。史上比较有名的斗剑段子，比比皆是，比如鸿门宴啊，偶看过一段三国志记载，上过此当。书上说，甘宁与凌统有仇，借着酒兴对舞起来，吕蒙看不下去，于是持钩攮格开凌统的双戟，用刀分开甘宁的刀剑。小熊上当了，当阿蒙真的能打，在三国11里，围许昌，眼看攻下，于禁来要求单挑，小熊让他上场，结果被电脑挑翻。看来书是靠不住的，还是得看光荣的设定才是王道。
说完单挑再说群殴。群殴主要是拔河和龙舟。这两样，都来自古代楚国水军。拔河古称牵钩。楚国地处大江南北，水道纵横，为训练舟师，发明一种称之为“钩拒”的兵器，专门用于水上作战。当两船交汇时，以之搭上对方船舷，便于登船作战，当敌人败退时，军士以钩拒将敌船钩住，使劲往后拉，使之逃脱不了。后来钩拒从军中流传至民间，演变为拔河比赛。还有就是龙舟，有说是为了纪念屈原，有说是为了纪念伍子胥，一个忠臣，一个楚奸 ，到底为何，莫衷一是。两者都讲究团队协作精神，从发源地来说都寄托某种特定区域族群意识形态。所以有南渡王朝时，二者就兴盛，有北方异民族统治时，就会被刻意打压。
4 ，田径类
再来看看一些，单纯田径类项目，没什么好多说得，无非跑的快些，跳的高些，远些。为了达到这种目的，就有很多禁药出现。具体可以参看长沙马王堆出土的《疾行方》等，其中最古怪地一招居然要取未婚女子的。。。。。。（以下删去十万八千字）。还有晋代，有个牛人，一天和数十个哥们慌忙中跑路，碰上个大坑，别人都跳过去了，他掉进沟了，觉得丢了面子，于是在其中放上竹签，立下遗嘱，往复跳了数十次，才算找回脸来（买个关子，有知道此人是谁的，女宾奖励熊吻一口，男宾奖励熊抱一下）。小熊估计此君大概是磕过五石散了，不然那会这么NB？
5，其他类
古人要学六艺，《礼记》上说：“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现在谈谈，射御，射箭无需多说，古代射箭讲求五种技术: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白矢，箭穿靶子而箭头发白，表明发矢准确而有力；参连，前放一矢，后三矢连续而去，矢矢相属，若连珠之相衔；剡注，谓矢行之疾；襄尺，臣与君射，臣与君并立，让君一尺而退；井仪，四矢连贯，皆正中目标。现代射箭比赛，大体也不过如此。不过古人后来发明了弩，（人总归喜欢偷懒 ，弩可比箭方便了许多），射箭逐渐礼仪社交活动，由太过繁琐，于是衍生出了投壶，这是文明国家，士大夫的雅戏。起初投进壶中为上，后来增加N种花样，比如投进角度，方位，反射等等，现代文明国家，比如英国飞镖，特别是加拿大，北欧一些国家的冰壶运动，都有投壶遗风（文明的游戏到那都是高级的）。再讲御。古人作战，是以乘为基本单位的，形容超级大国，都说万乘之国。一乘是什么概念呢，基本配置是，四马拉的战车一辆，上有御手一人，车左持弓，车右持戟，此三人皆为甲士，车旁另有甲士7人预备轮换（他们要有很好的跳乘技术）。此外另有无甲足轻十五人尾随，再有双牛拉辎重车一辆，伙夫2人，马夫2人，器械甲胄维修保管1人，统共三十人是为一乘。在这个作战单位中，御手最为重要，属于全身防护，尤其是手腕，上的保险肯定超过当今美甲模特。古代御手，也讲求五种基本技术，"鸣和鸾"--和、鸾是铃的名称，和铃系于车的轼上，鸾铃系于车的衡上，车行时要使和鸾二铃音响和谐。"逐秋水"--随水势的屈曲而行，不堕于水中。"过君表"--御车向辕门直入，中而不偏。"舞交衢"--行驶在十字路口时，车旋转合于舞蹈节奏。"逐禽左"--打猎时，使车的左侧向着禽兽。看来古代司机也不是好当的，孔夫子就说过，上天如果给他两个选择，是当射手，还是御手，他选择当个御手。那是当然，最强的国君，秦王的祖宗当初就是给首长当司机起家的嘛。
再讲个秋千，秋千起源于山戎，属于外来物种。古人认为这就是一种成人游戏因为根据这种游戏的特性，可以满足某些BT的偷窥欲，有人说，香西方蛮夷似的明看不行吗，呸。咱们东方人就喜欢这种含蓄，隽永的美丽。尤其高丽，日本这些地方特别善于诠释这种微妙的意境，拍片都是有码的。至于秋千玩法，具体参看吾国古典名著《金瓶梅》中的相关章节，
那再来嘛,我国古代学校体育中的"六艺"是哪些?
汉儒称“六经”为“六艺”考
蒋 国 保
〔内容提要〕学术界一直以为，自孔子创立儒学以来，儒家所谓“六艺”，就既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典，又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艺。但本文通过对有关史料的考证，提出了不同看法。本文认为：“六经”称谓至迟流行于战国中后期，而“六艺”称谓却只是在《吕氏春秋》中才偶尔使用，流行起来更是在汉初以后。随着“六艺”称谓的流行，汉初儒者开始以“六艺”称“六经”。汉儒将先秦“六经”改称为“六艺”，并非出于学科规范考虑，而是服务于其变“经”为“艺”、变“学”为“术”的学术转向。而这一转向之所以发生，又是因为汉初儒者有争取立儒学为国家惟一官方哲学的强烈愿望。
〔关键词〕 六经 六艺 儒者 儒术
但凡对儒家学问有所了解者，不仅熟知儒家的学问为“六艺”之学，而且熟知儒家的“六艺”指谓有两，一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典，另是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艺。前者是思想范畴的学问，后者是技能范畴的学问，其学问属性之不同是显然的。可是，两者为何同取一名？两者同取一名始于何时？两者异实而同称究竟有什么意义？尽管海内外学人对“六艺”耳熟能详，但迄今未见有人对这三个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有鉴于此，本文在查阅史料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对有关史料的综合分析以回答这三个问题。笔者深知本文之考证尚有待进一步充实和深入，之所以不顾固陋之嫌公开发表，意在征求方家的批评指正，以促进有关研究。
一
“六经”称谓的出现，当不迟于秦汉之际是可以肯定的。但究竟于何时出现，亦只能考证出一个大概的时期。章太炎先生曾断定“六经”之名，为孔子所定，这不啻认为“六经”称谓的出现当不迟于春秋战国之际。他的理由是：“《诗》、《书》、《礼》、《乐》，乃周代通行之课本。至于《春秋》，国史秘密，非可公布，《易》为卜筮之书，事异恒常，非当无务之急，姑均不以教人。自孔子赞《周易》、修《春秋》，然后《易》与《春秋》同列六经。以是知六经之名，定于孔子也。”（1）章氏此说，显然基于推论，缺乏史料根据。如果确如其说，则在《孟子》中既无“六经”称谓，又无类似《诗》、《书》、《礼》、《乐》、《易》、《春秋》的排列，就很难做出合理的解释。
尽管目前尚无法证明在春秋末期或战国初期已出现了“六经”称谓，但可以证明一点，即将《诗》、《书》、《礼》、《乐》、《易》、《春秋》统称为“六经”决不会迟于战国中后期。何以为证？其证有三：
①《庄子•天下》篇有云：“《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此中诸书虽未以“六经”指称，但证之以《庄子•天运》篇中的说法（见下引），多数学者认为它足以反映以“六经”统称《诗》、《书》、《礼》、《乐》、《易》、《春秋》在战国中后期已成不言而喻的常识。
②在《荀子•儒效》篇中，亦有类似的说法，只是不知何故独独未提及《易》：“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但在《荀子•大略》中却论及《易》体现了夫妇之道：“《易》之咸见夫妇，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荀子》中的这些说法表明，荀子也是如同庄子一般，是将《诗》、《书》、《礼》、《乐》、《易》、《春秋》看作思想教化性质的典籍，他只是没有像庄子那样，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者并提。从表面看，荀子不将《易》与《诗》、《书》、《礼》、《乐》、《春秋》并提，似乎透露这样的信息：《易》在当时尚未作为“经”来看待，或者它只是被道家视为“经”，而儒家并不将它视为“经”。但是，这种可能性很小。否则。荀子与庄子后学用以揭示《诗》、《书》、《礼》、《乐》之作用的用语完全相同，就难以理解，因为这种用语上的完全相同足以表明《天下》篇中的那种说法并不是道家一家的说法，它很能是在当时（战国中后期）各家各派中通行的说法。这尚有以下佐证：庄子后学言《春秋》“道名分”，而荀子却说《春秋》旨在“言其微”。比较这两种说法，可知后一种说法只是泛言《春秋》表达的是圣人的微言大义，而前一种说法则明确说出所表达的微言大义具体就是指名分，这就不难推断前一种说法是对后一种说法的完善。从庄子后学稍晚于荀子来讲，说前一种说法是对后一种说法的完善是再恰当不过的。可荀学和庄学毕竟分属儒道两派。因而不称《春秋》“言其微”而称《春秋》“道名分”，就不可能是出自师门相传，而很能是因为在当时学界已流行那样的说法，庄子后学只不过取当时学界流行的说法而已。
③《庄子•天运》篇更明白地载有“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通熟）其故矣”。《天运》篇被定为庄子后学的作品，则“六经”称谓在战国后期已十分流行就是难以置疑的事。一种称谓从提出到流行，总要经过一段时间，所以“六经”称谓的提出，应早于《天运》的著作年代，似不晚于战国中期。
在“六艺”即“六经”这一观念的影响下，学者们总习惯于将“六经”称谓之流行看作即“六艺”称谓之流行，例如，有学者认为，古人以“六艺”称谓《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典，始见于《礼记•经解》和《庄子•天下》（2）。但实际上《礼记•经解》只有这样的语句：“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严，《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并没有将《诗》、《书》、《礼》、《乐》、《易》《春秋》概称为“六艺”；而《庄子•天下》篇也只是载有“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同样没有出现“六艺”这一称谓。就《经解》乃荀子后学的作品、《天下》乃庄子后学的作品而论，固然有理由断言至迟在战国末期已流行“六教”（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典教化人），并就这个意义上将这六部书统称为“六经”，但现今毕竟无史料可以直接证明当时已将“六经”别称为“六艺”。
那么，“六艺”称谓出现于何时？传统的说法是以为“六艺”称谓定于周公。此说是以 “六艺”见于《周礼•地官》的《大司徒》和《保氏》作为根据。此根据当然又是建立在《周礼》为周公所著的基础之上。问题是，现今仍流行的《周礼》，对其著作年代，起码有三种不同的见解，一为西周周公作，一为战国礼学家（或谓六国阴谋之徒）搜集西周和战国史料而编成，一为两汉之际的刘歆伪造（或曰由王莽草创，后经刘歆整理而成）。依据后二种见解，今本《周礼》既然成书于战国、秦汉之际、甚至两汉之际，则它即便保留了许多周代职官制度资料，也无法据之以证明书中的“六艺”概念不是后人所增。何以见得它为后人所增？这可以通过分析《大司徒》和《保氏》关于“六艺”的记载来把握。《大司徒》这么记载：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而《保氏》却这样记载：“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两种记载有所不同是明显的，可为什么关于“六艺”会出现这两种不同的说法——或仅仅讲它是六种技艺，或限定每一艺又都具体分为数项？这很可能是因为汉儒以当时流行的概念称谓周代官职而不明其究竟所致。否则何以说明：用以教国子的“六艺”为什么与用以教庶民的“六艺”完全相同，难道周王朝认为庶民子弟与贵族子弟应平等受教育，掌握一样的技艺？为什么教万民的“六艺”没有具体的数量规定而教国子的“六艺”却每一艺都有数量限定？庶民子弟根本不可能与贵族子弟享受一样的教育，学一样的技艺，那么只能推断以“六艺”教万民、教国子是出于后人对于周代教育制度的美化，并不一定根据事实。况且，从教国子的“六艺”有具体的数量限定这一点也不难发现编造的痕迹，编造者似乎觉得如不加上限定的数量，国子所应掌握的技艺与庶民子弟所应掌握的技艺就没有任何区分，那么就不足以区分贵族与庶民。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即便将来的出土文献可以证明《周礼》确为周公所著，也并不足以说明在春秋时代已出现“六艺”即“六经”的提法，因为《周礼》（《周官》）所谓“六艺”并不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经典，而是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艺。
还有一种说法以为“六艺”称谓定于孔子。依据是《史记•滑稽传》有云：“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既然司马迁称“六艺”冠以“孔子曰”，那么自孔子始别称“六经”为“六艺”在他看来是不可置疑的事实。问题是，那段孔子语是否真出自孔子口，因无史料可以考证，故不敢轻信。所以不敢轻信，是基于这一考虑：如“六艺”称谓果定于孔子，则在《论语》《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的著述中，都不使用“六艺”称谓，就无法解释，因为对儒家来说称“六经”为“六艺”毕竟不是无关弘旨的小问题。但也有学者否定孔子未使用“六艺”说，他们根据《论语•述而》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认为此句中的“艺”实指“六艺”。可仔细研读各家的注，就会发现自郑玄，经王弼、邢昺、刘宝楠，到杨伯峻，他们将“艺”注解为“六艺”（ 礼、乐、射、御、书、数）都是依据《周礼》。正如前面所言，《周礼》未必为周公所作，即便假定它为周公所作，也不能推出孔子所谓“艺”即是周公所谓“六艺”的省称。“艺”在先秦人的著述中，主要是种植的意思，后来凡谋生的活计都统称为艺，例如，孔子就说过：“吾不试，故艺”（3），这是说他所以学手艺（技艺），就因为他不为朝廷所用，没能当官。因此，所谓“游于艺”，未必是指学习“六艺”（ 礼、乐、射、御、书、数）的无拘束状态，很可能是指在做技艺活时力求保持精神上的自由状态，心态不为活计所累。
《史记•封禅书》尚有“孔子论述六艺”的说法。但这也不足以说明孔子已使用了“六艺”称谓，因为这句话显然只能做这样的理解：由于孔子对《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多有论述，所以司马迁就按照当时流行的称谓，将孔子论述“六经”说成是论述“六艺”。至于孔子是否真的使用“六艺”称谓，他并未深究。
二
那么，将“六经”别称为“六艺”，始于何时？这不是逻辑推论所能解决的问题，必须根据史料来判断。而有关“六艺”的史料，在汉儒的著作里很容易发现。如果对那些史料采取倒叙的办法来梳理的话，不难看出以“六艺”代称“六经”的大致过程：在班固的《汉书》里，可以看出“六经”别称“六艺”，对当时儒者来说，已为常识。《汉书》有《艺文志》。《艺文志》首列“六艺略”，它“序六艺为九种”。所谓“序六艺为九种”，是将当时“六艺”类的书籍区分为小类九种，即在“六经”书籍之外，又将其它三类书（《论语》、《孝经》、“小学”归于“六艺”类，而并非另立“六艺”图书分类标准。那么，用以类别图书的“六艺”何所指？《艺文志》的作者这么回答：“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德，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这个回答明确告诉后人，其所谓“六艺”就是对“六经”的别称。所以，颜师古注“六艺谓《易》、《礼》、《乐》、《诗》、《书》、《春秋》”（4），是完全正确的。《汉书•儒林传》开宗明义便云“古之儒者，博学虖六艺之文。六学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这里又明确称“六艺”为“六学”。但“六学”既是“王教之典籍”，则足以说明“六学”同“六艺”一样，也是对“六经”的别称，而非强调“六艺”别有所指。众所周知，《艺文志》是基于刘歆的《七略》，而刘歆的《七略》又是根据其父刘向的《别录》，于是可以推测至迟在刘向著《别录》时就已经以“六艺”代称“六经”。
刘向是汉宣帝时人，比他生活年代稍早的史学家中有司马迁。从司马迁的巨著《史记》中，不难发现以“六艺”代称“六经”已为常例。例如，《史记•孔子世家》有云“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此“六艺”具体所指，司马迁在《滑稽传》内作了明确的交代：“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在《儒林列传》中，司马迁又这样说：“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既然《诗》《书》被烧就意味着“六艺”缺少不全，则司马迁所谓“六艺”是用以称谓《诗》《书》等六部儒家经典明矣。就《史记》中多用“六艺”称谓而较少用“六经”称谓来看，司马迁虽然比较喜欢使用“六艺”这一称谓，但他没有放弃“六经”称谓不用（如《太史公自序》中有云“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问题是，从司马迁的这一喜好中，能捕捉什么信息呢？这无法考证，只能作这样的推测：较之战国时代的学人习惯以“六经”称谓《诗》、《书》、《礼》、《乐》、《易》、《春秋》，汉武帝时的学人更喜欢以“六艺”称谓《诗》、《书》、《礼》、《乐》、《易》、《春秋》。
司马迁与董仲舒同朝。但董仲舒在其著《春秋繁露》中却“六经”、“六艺”、“六学”诸名并用，似无有偏好。其称“六经”有云：“天生民有《六经》，言性者不当异”（5）。其称“六艺”、“六学”有云：“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6）。董氏这里明确定“六艺”为《诗》、《书》、《礼》、《乐》、《易》、《春秋》，且“六经”排列次序同于《庄子•天下》篇；而且从中还可以推出他又将 “六艺”别称为“六学”（7）。至于他是否又以“六艺”代称“六经”，仅根据这两段论述很难推断。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在“天生民有六经”处注有“或云‘六，当为大’”（8）。如“六”果为“大”之所误，则便可以推测董仲舒已不用“六经”称谓，而改称之“六学”（六艺）。由此虽然不敢断定以“六艺”代称“六经”始于董仲舒，但可以断定董仲舒乃称“六经”为“六学”之始作俑者。苏舆有云：“董不云《六经》而云六学，盖不用经名，且《乐经》已亡失也”（9）。苏舆这一说法，不仅将称“六经”为“六学”的创立权归于董仲舒名下，而且揭示了其所以改称“六经”为“六艺”的原因：他既不想用“经”这个字，又考虑到《乐经》已亡失，再用“六经”术语称谓儒家经典名不符实。
与董仲舒同时代的学人中有刘安。在以刘安署名的《淮南子》中，未发现有“六经”称谓，然可以查到有四处使用了“六艺” 称谓。在那四处中，有三处都是泛泛提及“六艺”，诸如《主术训》所云“孔丘、墨翟，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说山训》所云“为孔子之穷于陈、蔡而废六艺”；《泰族训》所云“夫观六艺之广崇，穷道德之渊深”，惟有一处是实指，其曰：“六艺异科而皆同道。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淳庞敦厚者，《书》之教也；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刺几辩义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乐》之失淫，《诗》之失愚，《礼》之失忮，《春秋》之失訾。六者，圣人兼用而财制之。失本则乱，得本则治。其美在调，其失在权”。从这段论述看，刘安及其门客所谓“六艺”就是指“六经”，但高绣在注“为孔子之穷于陈、蔡而废六艺”句中的“六艺”时，云“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如高绣注解不误，则刘安及其门客所谓“六艺”同时亦是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能。
司马迁、董仲舒、刘安均生活于汉武帝时期，早于他们的有贾谊。贾谊著有《新书》。在《新书•六术》篇中，他这么定义“六艺”：“内本六法，外行六行，以与《书》、《诗》、《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以为大义，谓之六艺”（60）。看到这样的定义，没有理由不得出以下结论：至迟在汉文帝（公元前179——157年在位）时代，儒者已习惯以“六艺”代称《书》、《诗》、《易》、《春秋》、《礼》、《乐》六经。
贾谊是汉文帝时人，从他的生活年代上推几十年，是汉高祖时代。汉高祖刘邦拜陆贾为太中大夫。陆贾任太中大夫后，于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著《新语》，为刘邦陈述存亡之征及治国之道。在《新语•本行》篇中，有一段论述云：“自（引者注：此下原脱三字）深授其化，以序终始，追治去事，以正来世，案纪图录，以知性命，表定六艺，以重儒术。善恶不相干，贵贱不相侮，强弱不相凌，贤与不肖不得相逾，科第相序，为万（引者注：此下原脱三字）而不绝，功传而不衰，《诗》、《书》、《礼》、《乐》为得其所，乃天道之所立，大义之所行也，岂以（引者注：此下原脱二字）威耶？”。这里先强调提倡“六艺”就意味着重视儒术，然后指出儒术之功用不衰便表明《诗》、《书》、《礼》、《乐》仍在发挥作用，这说明陆贾所谓“六艺”实际是指《诗》、《书》、《礼》、《乐》等六部儒家经典。《新语》其它篇对《易》、《春秋》尚有称引，所以陆贾在这段论述“六艺”的文中未提及《易》、《春秋》，很可能是为简练行文而省，未必意味着他之所谓“六艺”另有所指。
从陆贾的《新语》著作年代再往上推，有著于秦末的《吕氏春秋》。《吕氏春秋》卷二十四《博志》篇中，的确出现了“六艺”称谓：“养由基、尹儒，皆六艺之人也”。但紧接此句下有这样的说明：“荆廷尝有神白猨，荆之善射者莫之能中，荆王请养由基射之，养由基矫弓操矢而往，未之射而括中之矣。发之则猨应矢而下，则养由基有先中中之者。尹儒学御三年而不得焉，苦痛之，夜梦受秋驾于其师，明日往朝其师，望而谓之曰，吾非爱道也，恐子之未可与也，今日将教子以秋驾。……上二士者，可谓能学矣。”根据这一说明，不难明白《吕氏春秋》所谓“六艺”，是特指射箭、驾车一般的技艺，决非指六种经典。
三
以上的考证已足以证明：尽管在秦末已出现了“六艺”称谓，但儒者以“六艺”代称“六经”不会早于汉初。那么，现在有必要追问一个问题：什幺偏偏在汉初儒者要以“六艺”代称“六经”？有学者认为，“六艺”本来是指“六种学科”，不是指六种经典。因此，汉儒无论是用“五经”术语还是用“六经”术语，都一律是指“六艺之经”：“学科有六，故称‘六艺’；经书有五，故称‘五经’；五经即六艺之经，故又有‘六经’之名”（10）。根据这一见解，他断言《史记》《汉书》中的“六经”称谓，都非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经典，而“多是‘六艺之经’的简称”（11）。这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从本文上面所引的材料来看，汉儒只是以“六艺”代称“六经”，既没有以之改变“六经”称谓之实，更没有以“六艺”（六种学科）规范“五经”，从“六艺之经”的意义上称《书》、《诗》、《易》、《春秋》、《礼》（五经）为“六经”；其次，汉儒的确“五经”、“六经”术语并用，但不能因此断定他们所谓“六经”已不是指六部经典，而实际是指“五经即六艺之经”。何以见得？贾谊《新书•道德说》中的有关论述涉及了这个问题。他在该文中指出，将儒家的经典称为“五经”（五者即《诗》、《书》、《礼》、《易》、《春秋》）还是称为“六经”（六者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区别仅仅在于怎样把握《乐经》，若称“五经”，只不过强调《乐经》已亡失，故儒家经典实有五部；若从“《乐》者，《书》、《诗》、《易》、《春秋》、《礼》五者之道备”（12）的意义上讲，虽实有五种经典，也未必不能称“六经”。贾谊这样解释“五者”（五经）与“六者”（六经）的区别，显然是认为本无《乐经》，所谓“六经”，是从“五经”莫不体现了“乐”的精神这个意义上强调的，未必真有《乐经》存在。
如果汉儒不是从“六种学科”的意义上称“六经”为“六艺”，那么他们称“六经”为“六艺”究竟出于何种考虑？《史记•儒林列传》叙言有云：“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在这段论述中，司马迁使用了“经艺”术语。作为先秦学人不曾使用的术语，“经艺”一名为后人透露了这样的信息：汉儒之所以称“六经”为“六艺”，是因为发生了变“经”为“艺”、变“学”为“术”（例如，在汉人的著述中，很容易发现将儒学改称为“儒术”的史料）这一学术转向。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如汉初果真出现了这一学术转向，则早在贾谊、陆贾的论述中就应该对这一转向有所涉及，因为前面的考证已将贾谊、陆贾确定为最早称“六经”为“六艺”的儒者。基于这样的认识重新认真研读《新书》、《新语》，很容易就发现无论是贾谊还是陆贾，都无例外的从“术”的意义上强调“经”就是“艺”。例如，在陆贾《新语•道基》中有“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的说法。这个说法是将“五经”与“六艺”对言，但它并非偏重在“五”“六”对显，而是偏重在“经”“艺”并提，强调“五经”就是“六艺”。“五经”就是“六艺”这一思考，不是着眼于经典的数量，而是着眼于经典的功用，也就是说陆贾的思考是以为一旦将“五经”确定为教化人的经典，儒家经典的教化功能便得以显明。换言之，在他看来，“经”的数量固然为“五”，但“经”未必不能发挥六种教化功。正因为陆贾是从经的功用着眼称“五经”为“六艺”，所以在陆贾的论述中不但一再出现“经艺”术语（13），而且强调“圣人防乱以经艺，工正曲以准绳”（14）。防乱是圣人的目的，圣人所以要“定五经”，就因为它具有“防乱”的功能；为了显明它的功能，不妨称“经”为“艺”，于是“五经”与“六艺”可以并提。
陆贾固然首先就“术”的意义上谈“经”即“艺”，但他的论述还不够明确与清晰，与他相比，贾谊关于何以称“经”为“艺”的论述，就显得十分清晰且明确，因为他的论述不但直接称“经”为“术”，而且指出用“六艺”称谓不外乎强调变“经”为“术”更能体现儒家设教的大义：“是以先王为天下设教，因人所有，以之训，道人之情，以之为真。是故内本六法，外体六行，以与《书》、《诗》、《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以为大义，谓之六艺。”（15）
自陆贾、贾谊称“经”为“艺”以后，汉初儒者莫不经、艺并提，称“五经”或“六经”为“六艺”，于是司马迁在著《儒林列传》时便做了那样的总结，说汉兴以后儒者才习惯于将攻儒家经典称为“修经艺”。所谓“修经艺”，是要求儒者将“经”不是作为“学”来掌握而是作为“术”来运用，也就是董仲舒的“对策”所强调的用“儒术”。在回答汉武帝策问时，董仲舒希望汉武帝立儒学为国家的惟一官方哲学，“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16）。他的这一建议，就是要汉武帝不要将儒家的六经仅仅看作一种学问，而要以其思想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变儒学为“儒术”。儒家思想一旦由“学”变为“术”，它就背离了“为己”的目的，变成了“治人”的手段，成为统治方术。在汉初，随着封建大一统的国家的建立，迫切需要确立一种思想作为统治方术，儒家称“经”为“艺”、变“学”为“术”，以凸显儒学治国安邦的方术价值，正可谓儒家适应这一时代要求的自觉调整。
问题是，当儒家为适应时代要求在汉初自觉变“学”为“术”、以“艺”称“经”时，他们为什么不根据当时实际上只存在《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而取“五艺”名之，却偏偏要用“六艺”称之？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有必就贾谊的两段论述来分析说明。
在《六术》篇中， 贾谊在论及“六艺”称谓之创立根据时，曾明确指出：“六者非独为六艺本也，他事亦皆以六为度。”这里所谓“六者”，具体指“德有六理”。“何谓六理？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六理无不生也，已生而六理存乎所生之内。是以阴阳天地人尽以六理为内度，内度成业，故谓之六法。六法藏内，变流（17）而外遂，外遂六术，故谓之六行。是以阴阳各有六月之节，而天地有六合之事，人有仁义礼智圣之行，行和则乐，与乐则六，此之谓六行。阴阳天地之动也，不失六行，故能合六法。人谨修六行，则亦可以合六法矣。然而人虽有六行，细微难识，唯先王能审之。凡人弗能自至，是故必待先王之教，乃知所从事。是以先王为天下设教，因人所有，以之训，道人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