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一览：
- 1、精武体育会的影响
- 2、中山文化
- 3、重庆零尚体育项目推广有限公司怎么样？
- 4、霍元甲创建的体育组织，孙中山题词“尚武精神”的是什么？
- 5、广州可以摆摊的地方在那里？？
- 6、体育节的历史,你知道吗?
精武体育会的影响
精武体育会，对南北武术流派兼收并蓄，教师都是南北武术流派中有专长者，后又增加了其他体育项目的教学，如摔跤、拳击、球类等。为了扩大影响和便于教学，还编著了《潭腿》、《功力拳》等武术书籍，并将一些武术动作拍摄成电影。
霍元甲（1868年1月18日－1910年9月14日)，字俊卿，祖籍河北省东光安乐屯（属沧州地区），汉族。世居天津静海小南河村（今属天津市西青区南河镇，为纪念霍元甲这位名震中外的爱国武术家，经天津市民政局审核并报天津市人民政府批准，其故乡天津西青南河镇自2009年1月18日起更名为精武镇），为精武体育会创始人。霍元甲生在一个迷踪拳的世家。父亲霍恩第以保镖为业，因霍恩第的秘宗拳出神入化，所以很多大商人都求他保镖，霍恩第只镖穷苦百姓、清白之人，对贪官污吏决不保镖。霍恩第有三子：霍元英、霍元甲、霍元武，元甲排行第二。据说霍元甲幼年体弱，父亲霍恩第不让他习武，可是霍元甲暗中练习，并在24岁那年5分钟之内击败了一位仅仅用三式打败了霍元甲的哥哥与弟弟的人。之后霍元甲创办了迷踪拳。
霍元甲成年后在天津经营药材商店，后到上海办“精武体育会”（精武门），为发扬中华武术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上海，他曾经在擂台上击败俄罗斯大力士（一说俄罗斯大力士被霍元甲亲自击败，另一说俄罗斯大力士听到霍元甲的名声放弃比赛）有一次日本一个大力士团来中国要求比试，霍元甲因病派弟子刘振声接战比试，结果打败了日本力士。“精武体育会”是1910年由霍元甲在上海创立的武馆，霍元甲创立“精武体育会”的其中一种原因是因为他觉得我们中国的武术不应该有门派之分，我们应该博众家之长，这样各自的武术才有进步，才能把我们的国术发扬光大（这点和李小龙先生相似）。但霍元甲在创立精武体育会之后数月内即逝世。元甲被商会下毒而死。
霍元甲幼时体弱多病。其父霍恩第是名显一时的秘宗拳师。他担心元甲习武日后有损霍家名声，拒不授艺于他。但元甲志存高远，他日日留心，处处参察，偷艺于父传兄弟之机。苦练于舍外枣林之僻。后为父知，受责。元甲保证绝不与人比武，不辱霍家门面，方准父兄一起习武。 元甲天资聪颖，毅力惊人，功艺长兄亢进，在兄弟之中出类超群。父见此，一改旧念，悉心传艺于他。后元甲以武会友，融合各家之长，将祖传“秘宗拳”发展为“迷踪拳”，使祖传拳艺达到了新的高峰。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山东大侠刘振声慕名来津，求拜于元甲门下。霍察其正直，遂收为弟子。从此破了霍家拳「传内不传外」的先例。 元甲侠肝义胆。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谭嗣同变法遇难，大刀王五（王子斌）避难津门，与元甲一见如故，遂成至交。后王子斌在京遇难，被八国联军枭首示众。元甲与刘振声潜入京城，盗回首级，并取得《老残游记》作者刘鹗协助，将义士身首合葬，尽了朋友之义。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有一俄国人来津在戏园卖艺，他在报纸上登出广告，自称世界第一大力士，打遍中国无敌手。霍元甲见了广告，并听说俄国人还当场信口雌黄，侮蔑中国人无能，极为气愤，当即邀怀庆会馆主人农劲荪和徒弟刘振声前往戏园，见到俄国大力士在台上吹嘘自己是“世界第一大力士”，“病夫之国”如有能者，可登台较量。霍元甲在台下哪里还坐得住，不顾众人劝阻，一个箭步，气宇轩昂地跳上戏台，开门见山地说：“我是‘东亚病夫’霍元甲，愿在这台上与你较量”。此时翻译将霍元甲生平来历告知俄国人。此俄国人闻知霍元甲威名，不敢怠慢，连忙将霍元甲让进后台，霍元甲当场质责俄国人：“为何辱我中华？”并提出三个条件：一是重登广告，必须去掉俄国人是“世界第一”的说法；二是要俄国人公开承认侮辱中国的的错误，当众赔罪谢过；否则就是第三个条件：我霍某要与之决一雌雄，并命其当机立断，色厉内荏的俄国力士哪敢出场比武，只好答应了前两个条件，甘愿登报更正和公开承认藐视中国人的错误，从而灰溜溜地离开了天津。
宣统元年（1909年），英国大力士奥皮音（也称奥比音）在上海登广告，辱我“东亚病夫”。霍应友人邀赴上海约期比武。慑于霍元甲拳威，对方以万金作押要挟，元甲在友人支援下，答应愿出万金作押。对方一再拖延，元甲在报上刊登广告，文曰：“世讥我国为病夫国，我即病夫国中一病夫，愿与天下健者一试”。“并声言”专收外国大力士，虽铜筋铁骨，无所惴焉！霍公之声威使奥皮音未敢交手即破胆而逃，连公证人，操办者也逃之夭夭。
1910年6月1日，霍元甲在农劲荪等武术界同仁协助下，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精武体操会”（后改名精武体育会）。孙中山先生赞扬霍元甲“欲使国强，非人人习武不可”之信念和将霍家拳公诸于世的高风亮节，亲笔写下了“尚武精神”四个大字，惠赠精武体育会。1910年9月，日本柔道会会长率十余名技击高手与霍较艺，败在霍的手下。日本人奉以酒筵，席间见霍呛咳，荐日医为治，霍公一生坦直，不意中毒于9月14日身亡。终年42岁。
霍元甲逝世后，当时精武会弟子和上海武术界爱国人士为霍元甲举行了隆重葬礼，敬献了“成仁取义”挽联，安葬于上海北郊。转年，由弟子刘振声扶柩归里，迁葬于小南河村南。上海精武会由元甲之弟元卿、次子东阁任教。各地分会相继分起，十数年后，海内外精武分会达43处，会员逾40万之众。
有传说霍元甲被日本人下毒药害死之后，他的爱徒陈真替他报仇。这个传说在1960年代末70年代初首次被李小龙搬上银幕（电影《精武门》，李小龙演陈真）。但其实历史上并没有“陈真”这个人物。
此外还有有关霍元甲的长篇历史小说《津门大侠霍元甲》，作者：冯育楠，百花文艺出版。通过作者考证的一些史料，基本再现了一代大侠霍元甲的风貌。
中山文化
香山文化是岭南文化的一个重要标本
香山文化与岭南文化同构，在近代同步发展，为岭南文化增色添彩。岭南文化受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影响，在千百年的演变进程中，逐渐形成一种与其他区域文化不同的模式。概括而言，岭南文化有以下特点：
首先，从地理空间上看，岭南主要包括今天的广东全省和广西东部地区。广东之所以被称为岭南，是因为广东北部边界的五座险峻难越的高山大岭——大庾岭、骑田岭、越城岭、萌渚岭、都庞岭，像一条巨龙横亘于粤湘赣交界处，成为一道天然屏障。在历史上，岭南与中原几近隔绝状态，彼此间缺少交往和文化交流。因此，岭南文化具有一种既封闭又开放的双重特性。
其次，从岭南文化生成过程上看，其形成漫长而曲折，与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的移民高潮和中原文化的影响有关。无论是从内容到形式，还是从表层到深层，都打上了中原文化的烙印。又由于海外贸易频繁，以及明清以来西方势力的逐渐渗入，岭南文化又融入了不少西方近代文化的成分。所以，岭南文化从它一开始就注定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而是一个汲取各方文化营养的混合体。
再次，岭南文化在具体表现和内部结构上，又显示出自身的特点。追求阳刚之美的岭南诗歌，清新流畅的广东音乐，誉为南国红豆的粤剧，锐意创新的岭南画派，多姿多彩的客家山歌，都直接抒发了岭南人热爱生活，向往自由、追求美好和大胆创新的浪漫情怀。如不拘形式、灵活多样的经营方法；注重实际、脚踏实地的工作态度；不断开拓、大胆吸收、勇于创新的精神；永不满足和注重现实人生追求，都体现了岭南文化的崇尚实用、开放多元、动静结合、刚柔相济的鲜明个性。
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发展、演化或变异，都离不开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不同时空产生的文化现象，无论是在特质、特征，还是在结构功能上，都表现出差异。尤其是地理空间的诸种因素和条件，对文化生成和文化特质有着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马克思在论及古代亚细亚和日耳曼不同的原始公社关系时指出，这种区别“取决于气候、土壤的物理性质，受物理条件的土壤开发方式，同敌对部落或四邻部落的关系，以及引起迁移，引起历史事件等等的变动。”恩格斯在研究爱尔兰的历史时，也从爱尔兰的地理环境、地理位置、土壤性质、矿藏、气候等入手，再进入经济的和社会历史的考察。列宁则认为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以及附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地理环境的重视，至少说明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和自然产品的多样性，这不仅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基础和条件，而且直接造成不同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据《太平寰宇记》记载，香山泛指历史上曾共属于一个行政区划的中山、珠海、澳门等地，她处在江海交汇处的伶仃洋之滨。虽然没有构成完整的山川形胜的地理单元，却由于同临珠江水系的入海口，而在中国翻天覆地的现代化进程中风云际会地成为了中外交流的一个关键地带。藉此催生出的既源自于中国传统，又融合有外来因子的具有自身特点的物质创造、制度构建、行为规则、文化习俗以及价值取向等的总和，即为香山文化。广东省社科联主席、博士生导师颜泽贤教授研究认为，香山文化足以成为一种区域文化概念，一是任何文化都脱不了其地域性，而香山文化的地域概念，包括现在的中山、珠海、澳门一带。这一地域虽历经朝代更迭，但总体上还是一体的，其中的居民，不论在生产、生活习惯还是语言习惯上都有很大的共通性。因此，香山文化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二是作为一种区域性的文化现象，它应该既有大的区域文化的共性，也应该有在这个大区域文化中区别于其他小区域文化的特质。在共生之中有其独创，香山文化正符合这一特点。三是一种文化概念的提出，还应有一系列的文化人物和事例作有力的支撑。而近代中国出现的一系列启蒙人物许多都诞生在香山区域内，这正可以作为确立这种文化的一个有力注脚。脱胎于此的香山文化，包含了岭南文化体系中的粤、闽、客三大民系的文化特质，其本身又独具特色，特别是近现代以来，香山文化与母文化——岭南文化同步发展，演绎了中国近现代文明的壮丽篇章，是中华文明的优秀范式。
香山文化在两个发展阶段大放异彩
香山文化发展演变过程经历了汉唐宋元萌芽期、明清积累期、近现代成熟期和当代发展期四个阶段。特别是在近现代和当代改革开放两阶段更是大放异彩。
鸦片战争以来，香山人最早睁眼看世界，率先跨出国门，书写了中国人自强兴国的恢宏篇章。他们当中有为国家富强，对民主革命作出巨大贡献的孙中山、容闳、唐绍仪、郑藻如、杨仙逸、杨殷、林伟民、苏兆征等，也有为推进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和工商业发展而功绩卓越的徐润、唐廷枢、马应彪、郭乐、蔡昌、李敏周等，还有呼唤思想启蒙，倡导顺应历史潮流的郑观应、杨匏安、刘师复、王云五等,以及在文学艺术、体育事业上建树颇多的苏曼殊、阮玲玉、郑君里、萧友梅、吕文成、容国团等。颜泽贤教授盛赞“香山文化汇通天下”，并指出，先进的香山人以中国、世界为广阔的舞台，对于近现代香山文化的物质、制度、精神、心态层面建设的意义，可谓既深且远，而香山文化亦因此焕发了蓬勃的生机”。原广东省社科院院长、著名学者张磊教授在《香山文化——历史投影与现实镜像》序言中强调，“由于地缘与人缘的契机，它较早成为中西文化交融的地域，得以开风气之先，又能领风气之先。人文精神高扬，呈现群星灿烂。众多政治家、思想家、学者、艺术家……堪称光辉夺目。不愧为20世纪中国的三巨人之一的孙中山，更以民主革命先行者和近代化前驱的丰功伟绩而使香山易姓，更名为中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香山文化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得到进一步传承与发展，闪烁出更为瑰丽的时代光芒。以中山为例，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中山人民坚持走理性发展之路，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如今以占全省1％的面积、2.7%的人口，创造了占全省3.8%的生产总值，经济总量位居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的第五位，并获得首批“全国文明城市”殊荣。中山人民秉承“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一次又一次地超越自己，开放、民主的城市政治氛围蔚然成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节节推进，中山人民在续写城市科学发展道路上，诗意般地寻找到城市的新坐标，为香山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奠定了牢固的精神和物质基础。
香山文化的三大价值取向
崇文尚武。香山人历来就崇文重教。自明清特别是近现代以来，香山因特殊的地理和人文环境，孕育了许多英才俊彦，产生了众多闻名中外、影响深远的历史人物。早在明代中期，香山文化教育就与中原等地的水平不相上下。嘉靖年间，参加科举人数与日俱增，中举人数达180人之众，其中有16人考取进士，在道德文章上颇负盛名的不乏其人。如黄畿、黄佐父子。黄畿勤于著述，有粤洲先生之称；黄佐参加廷试，五试皆为第一，其著述甚丰，且广为传诵，时人誉为奇才。还有明末官至内阁大学士、明亡后又被南明唐王召为首辅的何吾驺，以及何述玄等，均是当时的名士。到了清朝，香山人读书应试者众，在清初至科举制废除的200余年内，香山有2名探花，107名进士，721名举人，另外尚有贡生和监生589名。虽然科举考试不是衡量人才的唯一标准，历代科举取得功名的人员数目也不等于历代香山人才的总量，但可以肯定地说，它毕竟是古代香山社会文化教育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反映了香山社会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认同，展现了香山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
顺应自然。香山在远古时代只是珠江出海口伶仃洋上的若干岛屿，所谓“香山为邑，海中一岛耳，其地最狭，其民最贫”，说的就是秦汉时期香山地区相对独立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大海对缺乏勇气和智慧的族群来说，原是一种天然的阻隔，香山的先辈们却依托它围海造田，把岛屿变成绿洲；大海，有时是一条暗藏杀机的险道，香山的先民却凭借她远涉重洋，开辟金山坦途。靠山抱海，没有内陆城市的封闭和保守，拥有的却是广阔无垠、深不可测的大海和有限的陆地活动空间。香山先民就是在这山与海的结合中历练出开放、博大、包容的胸襟和刚柔相济、开拓创新的文化品格。香山沧海桑田的巨变，部分归因于自然的伟力，更多的则应是人化自然的结果。香山先民在持久的与自然亲近的过程中，学会了适应、改造、转化和创新。香山文化因而也在这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构建中不断获得再造与新生。
重视商业。香山人向来就有经商的传统。宋代香山立县的县城石岐（史称“铁城”），一直是各种商品的聚散地。元明时期，石岐山下就有商铺十八间的传说。葡萄牙人占据澳门以后，澳门与香山地区之间的贸易就更加频繁。鸦片战争和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以后，香山因地近港、澳和广州，中外贸易和区间的商品流通迅速发展起来。境内除县城石岐以外，小榄、前山、香洲等地，也因商业的繁荣而成集镇。特别是清末民初，受孙中山民主革命和“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香山的工商业再一次出现蓬勃生机，县治石岐工商业在原来十八间商铺的基础上又得到进一步发展。民国时期，虽屡经战乱，商贸活动受到影响，但民间墟市仍然断断续续地进行，对外贸易也没有完全中止，商贸传统因此传承下来。
香山文化蕴涵着四种文化精神
坚守正统与开放创新并存。香山文化虽然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多元文化并存是香山文化开放包容的表现，但是，香山文化在本质上并没有因不断地吸纳外来异质文化而丧失自己的本土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特征。相反，香山文化在海纳百川、兼容并包中坚守自己的文化传统，不断地实现创造性的转化和提升。孙中山先生就说，“余之谋中国革命，所持之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
趋利务实与热情浪漫同在。香山靠山抱海，素有重农亦重商的传统。面对大海，他们很自然地有了探究天地之想；背靠大山，脚踏实地，注重实干和讲求实惠之情则油然而生。因此，香山人得山海相依之自然条件和生存环境，一方面务实求真，趋利避害，具有时间效益观、开放效益观和变革效益观等商品意识，表现出趋利务实的个性；另一方面香山人又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对人生充满憧憬，表现出热情浪漫的诗性情怀。
刚勇好强与文质彬彬兼备。香山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崇文尚武的风尚。历代科举考试中，香山籍文举人固然代不乏人，但武举人也层出不穷。香山人一方面素喜习武强身，保家卫国，在历代抗击外来入侵者的斗争中刚勇顽强、大义凛然。如南宋末年马南宝毁家纾难，奋起勤王。另一方面香山人又擅长舞文弄墨，吟诗作画，表现出儒者风范。香山文化因而具有刚柔相济，儒侠兼备的特点。
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合一。沧海桑田的巨变和移民构成的社会表明了香山具有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与条件。香山人在改造自然、适应自然的过程中，学会了思考和创造，学会了博爱与包容。一方面，他们善于适应环境和灵活变通，处事从容、稳中求进，表现出一种务实守信的理性精神；另一方面，香山人在人与社会和人与人的关系网络中，又表现出和睦友爱、守望相助、重礼尚义的人文精神。因此，香山文化具有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合一的文化品格。
香山文化研究的五大价值和意义
研究香山文化，有利于拓宽岭南文化的研究领域，丰富岭南文化的内涵。香山文化研究直接为岭南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证性的范例，对岭南文化研究是一个重大推动。
研究香山文化，有利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为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服务。加强香山文化研究，挖掘历史文化资源，总结中山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本身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为建设“适宜居住适宜创业”和谐中山的最新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经验支持。
研究香山文化，有利于加强对历史文化资源的深度挖掘，提高城市的文化品位，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深入挖掘香山的方言文化、商业文化等可以促进其中适合时代需要的文化宝藏转化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现实资源，进一步加快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经济的融合，为中山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恒久动力。
研究香山文化，有利于强化乡土文化教育，培育市民的家园意识和人文精神，增强市民的文化归属感。香山文化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逐渐形成的，既保持了民族文化和乡土文化的特质，又在延续与传承中不断创造出新质文化因子。研究推介香山文化，是充实市民精神家园的重要途径。研究香山文化，有利于加强中山、珠海、澳门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实现资源共享、文化认同和产业合作。珠海、澳门、中山三地历史同源，文化同根，地缘人缘相近。研究、传承和弘扬香山文化，可促进三地的经济文化合作，促进广大海外香山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对家乡、祖国的眷恋，增强香山文化、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香山文化体现了六大文化特点
香山文化在长期的发展、传承和变革过程中，不仅有了深厚的历史积淀，而且也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点。
传承性。历史地看，香山文化并没有因时间的流逝和行政区划的分割而离散，相反伴随经济社会的进步而得到传承和发展。尤其是孙中山的愈挫愈奋、敢为天下先、与时俱进和博爱精神，在香山可谓代代相传并发扬光大。颜泽贤教授赞扬道“中山人民正因应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新形势，努力建设‘两个适宜’和谐中山与全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示范市，这种具有时代意义的伟大实践，既是香山文化概念的现代诠释和作为一种活文化的具体印证，也是对岭南文化的丰富和发展，深刻体现了文化的传承性。”包容性。香山文化构成要素的复杂多样性，充分显示了香山文化具有“和而不同”与“不同而和”的包容性。古今中外的雅俗文化不仅得到理解和接纳，而且还被转化和创新。香山文化实际上是古南越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及西方近代文化等多种文化的融合、转化和创新的产物。先导性。明清以来，香山得风气之先，又首开风气。香山涌现出了许多领风气之先的优秀人物，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体现了文化的先导性。
民生性。香山人向来就有务实崇商、重利而不忘义的传统，香山的经济严格说来都属于民生经济，都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所需有关。这点在香山商业文化博物馆的展品中有鲜活印证。当铺、药店、布匹店、茶庄、缸瓦店和码头等场景，展示出商业社会的繁华与喧闹。和早期的香山买办一样，中国现代百货业的先驱四大百货公司——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大新公司的经营者所持的经营理念也都体现出浓郁的民本思想。
务实性。“趋利务实与热情浪漫同在”既是对香山人勤劳务实精神的浓缩，也是对香山文化精神的一种高度概括。香山人是中国近现代工商实业的重要开拓者和推动者，在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变革中，涌现了一批在当时颇有影响的买办和工商实业家。
开放性。从历史上看，香山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不断移民的社会，也是一个文化输入型的多元文化组成的开放融通的社会。在这样一种开放融通和文化多元的社会里，香山人更易于接受外来新事物，善于吸收、摹仿和学习外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视野较为宽广，思路较为开阔，商品意识浓厚，有强烈的开放意识。香山文化中的一些民族性、地域性和个性化的东西，也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得到广泛而有效的传播。香山文化实际上在明清时期也一度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范本，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西方人的“中国观”。
香山文化内容构成的七大板块
方言文化。丰富多样的方言，既是香山社会的一大特色，又是香山移民文化、多元文化的一种表现。在香山，广东三大方言语系并存，且各大方言语系中又有区域间的不同。就今日的中山而言，粤语系中分为石岐话、沙田话（近顺德话）、三角话（近东莞话）和古镇话（近新会话）；闽语系中也有三乡话、隆都话和张家边话之分。香山客家语系内部比较一致，但与粤东客家语比较则存在一定的差别，前者不仅受其周边的三乡话、张家边话和南朗话的影响，而且还受西方近现代语言文化的影响，夹杂了不少异质语言内容。香山地区是一个典型的“方言岛”。
民俗文化。民俗文化是民间社会生活中传承的文化事物和现象的总称，它包括物质文化、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和口头语言等部分。香山的岁时民俗和红白喜事民俗与中原地区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在一些具体规定和仪式上略显不同。最能体现也最具审美和开发价值的香山民俗文化应是香山的民间文化艺术，包括沙田地区流行的高棠歌、咸水歌和大罾歌，五桂山区客家山歌和沙溪的鹤歌等。
买办文化。买办和买办文化是在中西经济文化碰撞与融合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是近代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媒介，许多买办也因之成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奠基者；另一方面它又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阶段的一种记载，反映了近代中国那段屈辱的历史，反映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初期的过渡情形。香山买办传播的不仅仅是近代意义上的西方文化，还把日趋成熟的具有岭南地域特色的香山文化带到了海内外，使长期默默无闻的香山文化在近代中国脱颖而出，走向历史的前台。华侨文化。香山人很早就有迁居海外的传统。目前祖籍属于中山的华侨华人就有80多万，侨居于80多个国家和地区。数量庞大的旅居海外的香山人在长期与祖国特别是家乡的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丰厚的华侨文化和侨乡文化。早在上世纪初，石岐孙文西路就是侨乡文化的一个写照。
商业文化。香山人向来重商，香山商业文化经历了宋、元孕育时期，明、清形成时期，清末民初发展时期，新中国以后的转化和创新时期等阶段。近现代香山商业文化达至一个高峰，成为中国近现代商业历史的缩影。在成功地实现了自我历史书写的同时，为中国商业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名人文化。自明清特别是近现代以来，香山出现了众多闻名中外、影响深远的历史人物，其人数之众、知名度之高、涉及范围之广、影响之巨大，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最具权威的大型综合辞书《辞海》收录了古今中外2000多名历史人物，有30余位是香山人。
思想文化。香山思想文化主要体现为名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情结、民族性格等方面。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郑观应的“商战”思想，香山买办、香山侨商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香山文化是一种移民文化，在不断地向外移民过程中，香山文化始终保持开放包容、务实进取的精神风貌。在不断自我更新的过程中，海内外香山人的互动和努力，使香山文化在不断地充实自己的同时，也逐渐地从边缘走向中心，从沿海走向内地，从中国走向世界。
新时期中山人精神的八个字是香山文化的现代传承
“博爱、创新、包容、和谐”的新时期中山人精神，是香山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相融合的结晶，是香山文化的现代传承。
博爱是中山这座城市宝贵的精神元素。它是热爱、建设家园和祖国的民族精神之凝聚，既有传承性，又有时代性。在博爱这面旗帜的辉映下，爱国爱乡的情愫早已融化在城市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创新是流淌在中山人血液中的活性因素。香山人在中国近代商业史上所作的开辟性贡献是明证。改革开放以来，中山人创造的多个全国第一，包括第一个种粮万元户、第一家中外合作的旅游宾馆、第一个高尔夫球场、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的游乐场等。
包容是建立在自信基础上的一种开放的文化心态。香山的历史就是一部接纳移民的历史，也是一部包容的历史，充分展示了包容的文化底蕴。包容精神符合现代社会开放、开明、接纳、多元的价值取向。在这里，内外投资者一视同仁，内源型经济和外源型经济同步发展。“同是中山建设者”的口号让广大外来务工人员倍感温馨。外来工被推荐当选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或市政协委员，这在广东乃至全国都是较早且少有的。
和谐是中山不懈的追求。自古以来，远离政治中心、偏安一隅的香山就崇尚“和”之境界。“人和则善，自然和则美”，在历史演进中，来自五湖四海的移民，汇集各地特色文化，有力推动了族群的融合和社会的发展，为岭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香山文化的孕育、成长奠定了基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既是一种目标追求，又是一种发展成果。
重庆零尚体育项目推广有限公司怎么样？
简介：重庆零尚体育项目推广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02月25日，主要经营范围为承办经批准的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等。
法定代表人：张习
成立时间：2011-02-25
注册资本：50万人民币
工商注册号：500103000106029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一路97号27-3#
霍元甲创建的体育组织，孙中山题词“尚武精神”的是什么？
霍元甲创建的体育组织是精武体育会。
孙中山先生对霍元甲“以武保国强种”的胆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精武会成立10周年之际，孙中山亲临大会，为《精武会刊》撰写序文，他亲笔题写的“尚武精神”四个大字至今仍为人所乐道。
1910年7月7日（农历六月初一）中国精武体操会正式成立，会址设在闸北旱桥以西王家宅。霍元甲亲自授拳，还有其徒刘振声及后来赵汉杰、陈其美、农劲荪也常来会指导。
第一批学员73名，采用武术传统教授方法，以师带徒，传授拳术。第一批学员有陈公哲、丘亮、李迪初、姚蟾伯、王维藩、卢炜昌等。自此，中国第一个民间体育团体诞生了。
精武以体，智，德三星会旗和三星会徽为标记，代表精武以体，智，德三育为宗旨，倡导和发扬爱国，修身，正义和助人的精武精神，还订有包括人格，风度，言行，服务，友谊等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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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人的印象中，北有霍元甲，南有黄飞鸿，南北双侠都是中国武林有史可查的大英雄。霍元甲拳打西洋拳师、脚踢东洋武士；黄飞鸿虎鹤双形名扬武林，威震香江。
历史上，霍元甲有两次打擂的经历，而这两次准备与其交手的外国大力士最后都闻风而逃，霍元甲不战而胜。
其一，是1901年，有一俄国人来津在戏园卖艺，他在报纸上发广告，自称“世界第一大力士”，打遍中国无敌手。霍元甲看了广告极为气愤，并提出要与之决一雌雄。或许是迫于霍元甲的气势，“俄国大力士”竟灰溜溜地逃离了天津。由此，霍元甲声名鹊起。
其二，是1909年，英国大力士奥比音在上海登广告，辱我为“东亚病夫”，霍元甲应友人之邀赴上海比武。慑于霍元甲的威名，奥比音最终未敢交手随即消失。
主流的说法是，奥皮音被霍元甲和其所代表的中国真功夫吓破了胆，落荒而逃，这样的结局，自然是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分子的威风。
而据居间担任翻译的另一同盟会会员、孙中山的小同乡陈公哲回忆：“奥皮音初来中国，不晓国人拳术比赛方法，只取西洋拳术比赛规则，手戴皮套，只击腰围上部，不许足踢。霍元甲则以中国擂台打斗方法，手足并用，无所限制，如有死伤，各安天命。彼此协商，未能获得协议。 ”
在这场高调宣扬的比武中，霍元甲已经不战而胜。为了满足台下观众的热情，主办者只好邀请观众上台打擂，以不伤对方为原则，以身体倒地分胜负。一场关系到民族荣誉的大战，至此演变为一场集体联欢。霍元甲及其徒弟自然是轻松获胜，自此在上海滩打响了名头。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精武体育会
广州可以摆摊的地方在那里？？
广州有以下几个地方可以摆摊子：
1、天河体育中心
体育中心是卖风筝的好地方，除了卖风筝外，其余产品都有严重的针对性，体育中心前面看到很多摊贩兄弟，在前门摆个小摊子，从前门走到正佳广场。
2、天河东圃
东圃路的摊位很繁华，离中山大道不远，延伸到现代百货公司。只有去过的人才能体验到这条街上的摊位，这里的城管很友好，通勤也很准时，摊位兄弟可以去看看这个地方，东圃中山大道对面东圃中学门口的街道也是摊位的宝地。
3、摊位的位置
济南天河师范大学从学院一直沿着中山大道向西走，来到了济南师范大学，天桥上和天桥下中山大道两侧有很多摊位。相对而言，北师大这边的城管比较少，这是一个日日夜夜的地方，这里的人主要以时尚和消费能力为特点。
4、天河峰
中山大道最西段，风水宝地，就是主角岗顶。岗顶天桥以前有很多摊位，这里的摊位流动性很强，哪怕一寸土地也很难占用。
5、天河塘东
骏景花园前的唐东站也是风水宝地，从俊井门到站牌，都很火热。但由于道路建设和城市管理手段，这里的本地摊贩都是流动票，与塘厦不同的是，这里下班后通常人山人海。
体育节的历史,你知道吗?
1942年，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时期，南京国民政府设置了全国性的体育节。
体育活动，对于增强人的体质，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体育活动的开展堪称久远。到了近代，特别是进入民国以后至抗日战争爆发前，随着经济的缓慢发展和西方体育活动方式和理论的逐步传入，中国的体育活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各级学校中较普遍地开设了体育课，培养了一批师资和专门人才，民间曾建立了一批社团，组织过一些体育活动等，一度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然而，从北洋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当时皆对此不予重视，绝少扶持，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曾颁布《国民体育法》，但实属具文，从未认真实行，从而造成中国体育事业大大落后于世界水平的状况，如1936年在德国柏林举办的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在所参加的项目中全部失利，仅靠武术表演挽回了一点面子。
抗日战争开始后，南京国民政府很快尝到了体育落后的苦果。当时急需扩充军队，但由于以往不重视体育，广大民众更因生计艰难而无从锻炼身体，从而极大地妨碍了国民体质的提高，使得南京国民政府难以征募到合格的兵员———应征的“壮丁”不壮，多为“瘦丁”。据军政部1937年的一份报告称，该年数次降低入伍的身体标准，但不及格者仍占五分之三以上；随后考选空军时，体格合格者尚不到百分之一，从而引起了各方面的震动。在一届国民参政会上，不少代表呼吁开展国民体育活动，以增强人民体质，国民政府亦不得不采取临时抱佛脚的方法，急抓体育。1940年10月10日，教育部在陪都重庆召开了全国国民体育会议第二次大会，蒋介石在会上强调：“今后抗战建国的教育，就是要注重体育，重秩序，守纪律。”会议提出并通过了修正1929年颁布的《国民体育法》的议案，经过努力，1941年9月9日，国民政府公布了修订后的《国民体育法》，其中规定：凡中华民国国民均有受体育训练的义务，由此以改造国民的体魄，增进民族健康，还规定教育部为主管全国国民体育的行政机关。1942年初，教育部呈文行政院称：“为利用重九习俗（指民间重阳节登高的风俗）推行国家大法（即《国民体育法》），并为实施国民体育，纪念国父首次起义（即孙中山拟于1895年10月26日重阳节发动的广州起义）起见，特规定九月九日为体育节，并拟定《体育节举行要点》。”此议得到了行政院的批准，颁布全国执行。这是我国第一个由政府规定的体育节。
1942年第一届体育节的庆祝活动十分热烈、隆重。
从8月开始，教育部国民体育委员会即对庆祝活动进行周密安排，至八月底统计，国民党统治区内决定举办大规模庆祝活动的有重庆、昆明、成都、桂林、西安、汉中等11座重要城市和福建省连城等16个县，举行一般活动者也不在少数，其中重庆的庆祝活动最突出。9月9日下午2时半，首届九九体育纪念大会暨首届重庆市运动大会在夫子池新生活运动模范区广场开幕。随后重庆举行的体育活动有：新生活运动模范区健身班的技巧运动表演，中华国术学会武术表演，英国驻华使馆对中国信托局、荷兰驻华使馆对中央银行的网球比赛，美国空军的垒球比赛，川东师范学生足球赛，滑翔机跳伞，儿童游泳表演，团体健身操表演，女子篮球赛，爬山，渡江，踢毽子等。其他一些地方也因地制宜开展了一些特色活动，如江西的自行车比赛，西康的射击比赛等，均受到民众欢迎。
1943年第二届体育节，各地仍然十分重视，如重庆，9月9日当天，除照例召开庆祝大会，举行体育表演等传统庆祝活动外，还别出心裁地举行了一次“民族健康游行”，体育表演队、女护士队、清洁夫队、马队、贴标语队，并有马车十辆，均布满卫生教育标语，每辆车内有儿童二人，表示注重儿童卫生之意。
但1944—1945年的第三届至第四届体育节，则是在一种特殊的背景下进行的。
1944年已处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但国民党由于消极抗日，保存实力，坐等胜利而更加腐朽，整个战局每况愈下，在豫湘桂战役中丧师失地，一败涂地，引起国统区人心恐慌，民众对当年的体育节根本不可能有多少兴趣。1945年9月9日体育节，恰逢当日在南京举行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举国狂欢，万民同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体育节当然也无暇过问了。
1946年的体育节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一个体育节，各地皆隆重庆祝，特别是在当年沦陷、而今已光复的地区，举行体育节尚属首次，因而体育活动更为热烈。南京的庆祝活动在9月7日即开始，7日与8日活动有游泳比赛，9日举行爬山比赛、网球表演赛、篮球赛与武术表演。又如上海，据《申报》报道，当天上午9时市体育馆举办了“体育与卫生”的演讲会，下午举行乒乓球、篮球表演赛。虹口游泳池下午举行游泳赛。体育节前后，全市还举行了警察杯篮球赛。
然而，国民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违背历史潮流，坚持其一党专政的独裁反动统治，发动了新的内战，全国人民很快陷入苦闷之中，国民经济迅速恶化，人民生活朝不虑夕，体育活动因经费支绌而陷入了窘境，体育节庆祝活动遂呈江河日下之势，一届不如一届。
1948年9月，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决战即将开始，国民党统治摇摇欲坠，为粉饰太平，安抚人心，国民党当局仍然举办体育节庆祝活动。但除南京等处外，各地多采取敷衍态度，举办一些小规模活动即算完成任务。
综上所述可知，南京国民政府所设置的体育节及其活动在抗日战争时期取得了一定成效，对夺取抗战胜利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抗战胜利后，随着国民党的倒行逆施、走向崩溃，体育节也相应地走向了衰微。这就从反面证明，没有进步的政治、社会的保障，就不会有文化艺术的真正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