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一览：
- 1、为什么北大会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心？
- 2、北大校长寄语数千名本科生毕业＂吃亏就是占便宜＂?
- 3、蔡元培任职期间北京大学创办的思想，与同期中国哪些事有关
- 4、北大开学典礼上该校校长郝平发言都说了什么？
- 5、北大校长倾听学问的声音后说了什么？
- 6、北京体育大学怎么样啊？
为什么北大会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心？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并聘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 ,使当时主张教育救国与文化救国的思潮在北大相汇合。北大通过蔡元培的革新与新文化运动 ,迅速出现崭新的面貌 ,而其最主要的则是形成科学民主的校格、健全奋斗的人格、开新向上的学格与个性自觉的群格 ,从而使北大在教育上、思想文化上处于第一提琴手的位置 ,进而在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中 ,水到渠成地成为中心与主导者。在回顾北大与五四运动关系时 ,注意寻本溯源 ,探讨更为内在的联系 ,对于理解当今科教兴国的战略决策当更有意义。
北京大学从京师大学堂起至蔡元培莅任前10余年间，特别是蔡元培执掌教部以后的五六年间，固不能说没有进步，但是，其进步终究有限，并未能脱出封建学衙式的旧窠臼，以致在蔡元培接任前也认为：北大“声名狼藉”，有所顾虑。他在就职演说中指出：“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於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终南捷径也。”12 因此，学生在校不专心学问，而是汲汲於权欲名利，等待混到文凭了事。非常明显，如此学生，如此北大，怎能表率群伦，有所作为？假如不从根本上改变此种状况，恐怕即使其后发生巴黎和会的山东问题，也很难想像会有其后那种震撼世界的五四活报剧。
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中，之所以具有那麼高的威望，起到那麼大的作用，是不可能凭空产生的，而是蔡元培领导的革新和新文化运动的共同结果。正是这两者的合力，才使在突然而至的巴黎和会消息面前，北京大学才有条件几是水到渠成地演出历史的新场面。
对於北大来说，最值得纪念的应并不是五四运动本身，13 而是那种使北大能够水到渠成地适应社会与历史需要的那些更深广的源头和更本质的精神。这种更深广的源头与更本质的精神，是由蔡元培校长为首的以北大精英集团为中心的全体师生经过历年的共同励行培育而开发形成的，它对北大以至整个中国文化和社会是更有深远的意义，是北大更宝贵的传统和精神财富。为了表明其形成的背景，简称为“五四”传统当然亦可。但是，作为一个特殊历史事件的五四运动，只能是特定，表现或发挥这种传统与精神本质的某些方面，而不可能是其全部。过去，往往以部分代整体，以特殊代一般，我认为是并不恰当的。
蔡元培的革新和他支持下的新文化运动，足为五四运动以及北大此后发展的更深广之源和更本质的精神究竟是什麼呢？这自需要人们不断地去思考和探讨，但从北大与五四运动的关系以及其在这场运动中的作用来看，此时北大确已形成新的素质，确已在学术上、思想文化上、社会活动上具备成为人们信仰中心的条件。这种条件，我认为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一） “高”与“大”、科学与民主的校格
蔡元培要把北大办成什麼样子？其理想目标是什麼？他所要确定的校格是什麼？简言之，我认为就是“高”与“大”两者。所谓“高”，是指学校在德、智、体、美而尤其是在学术上的水平；而所谓“大”，则是主要指各种人才和学术的包容性。将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就是当时北大所追求的标准和校格，是它在中国和在世界所要追求确立的地位。
北大的前身，由於其是国立钦定的京师大学堂。论高，当然也可说是独一无二的。但是，蔡元培所求的北大之高，自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它主要在学术上的水平应该是高而且深的。他在就职演说中首先提出的是要“抱定宗旨”，这就是“先知学校的性质”。他强调：“大学者是研究高深学问者也。”14 因此，它决不应是官、商的养成所，也决不是一般的只获得某种工作与养生技能的专科学校。蔡元培正是根据这个格和标准，去寻求相称的教师，去招收相称的学生，去规划学科的设计与建设、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训练与培育，而其所要实现的目标，就是要把北大办成世界第一流的大学。这种世界第一流的水平，按他所考察和所熟悉的标准，首先就是比肩於柏林大学。
为了达此目的，他说：“我对於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这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北大之所以为大的最根本条件和保证。蔡元培说：“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15 蔡元培这种在学术上力求高深与在人才、学派充分自由发展、兼容并包的方针与实践，也就是科学与民主的原则在学校教育上的最切实的体现。蔡元培在整个学校管理上实行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不搞集中於一，大权独揽，这同样是浩然之大。离开真正的科学民主的精神，是绝对做不到的。所以，“高”与“大”，“科学”与“民主”，实际也就是北大的校格，这就是北大在五四时期崇高地位的根本源头。
（二）健全奋斗的人格
蔡元培之前的北大，曾以一些人人格有亏而受訾议於当世。极为重视塑造北大新人格，是蔡元培革新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其基本特点，简言之，则是健全与奋斗。所谓“健”，首先是抵制和清除封建遗毒和不良习气。所谓“全”，则是适应与满足现代人生知、情、意的需要。在此方面，蔡元培始终颇费心血。
在就职演说中，蔡元培在要求学生抱定宗旨、端正人生趣向的同时，要求必须“砥砺德行”，要抵制清除种种卑俗、自侮有害的思想行为，首先是克服将升官发财作为人生的目的。他说：“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也就是让学生真正认清：“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16 他要求学生“束身自爱”，“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足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17 他认为：“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18 於是，他继而发起成立“进德会”。将“不嫖、不赌、不聚妾”三戒作为甲种会员；另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作为乙种会员；再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作为丙种会员。蔡元培认为，这既可以“绳己”，又可以“谢人”，更可以“止谤”。19 这对於在社会上树立北大形象、挽回北大声誉是最关重要的。
从要求师生人格“健”的方面说，《进德会》已是很严的。但是，如果仅限於此，则不免有些偏枯与消极，既不可能为多数人所长远奉行，亦不能完全体现人生意义与现代社会对於人的需求。所以，蔡元培又极力倡导美育与其他多种高尚的文体活动与社会活动，以达到健与全的统一。
和蔡元培相比，以《新青年》为阵地的新文化运动对於青年人格塑造就更偏重积极锐进方面。它的实质，从根本上说是“奋斗”。它要求青年思想解放与个性解放，要“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20 它强调：青年们“立功立德，首当辨此。”否则，一切都是奴隶身上的点缀品。按照这一根本标准，它带领青年进行思想与文化批判，敢於冲决一切封建罗网，反抗强权。正如鲁迅所说：“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21
（三）开新向上的学格
蔡元培对於北大的学术在空间状态的要求是“高”与“大”，而在时间状态上则要求“新”。他总是反复强调，“科学的研究”，“是本校的主旨。”对这个“宗旨”，“每年开学时候总说一遍”，就是“为学问而求学问”。22 他强调：“教授及讲师不仅仅是授课，还要不放过一切有利於自己研究的机会，使自己的知识不断更新，保持活力。”23 为了使北大在学术上“不断更新”，他激励人们在精神上确保上进。他曾说：“学生在学校内，既要有活泼进取的精神，又要有坚实耐烦的精神。有第一种精神，所以有发明有创造。有第二种精神，利害不为动，牵制有不受，专心一志，为发明创造的预备。”他要求学生学习法、美、英、德诸民族性之长，“养成”这种精神。24
北大师生在学术上的开新向上情况，人们从这一时期的《新青年》、《北大月刊》、《新潮》、《国民》等刊物上的成果不难得出结论。这就是北大学术品格的最光辉的表徵。也正如鲁迅所说：“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著好的、往上的道路走。”他甚至说：北大尽管为此遭受“许多暗算”、“谣言”的伤害，师生也“逐年地有些改换”，“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25 而蔡元培最反对的学术状态，就是“专己守残”。26 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伦理革命、政治思想革命等，都是发端於北大。
（四）个性自觉的群格
救国需要合群；国家盛衰，有赖於群治——这是本世纪初一些探索者早就曾提出的问题。但是，遗憾的是他们却尚没有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较好方法。
1901年，梁启超认为：中国人“只能受复专制，不能享自由。”他以所见的中华会馆为例，称其开会议事只有两种情况：一是“一二上流社会之有力者，言莫予违，众人唯诺而已。名为会议，实则布告也，命令也。”像这种团体，自是专制之一种变形。另一种则相反，不是“有力者”操纵一切，而是由一些“无赖少年”、“群起鼓噪”，以致一事无成，这又是一种“暴民专制” 27 的形式。有这两种情况，中国又哪里有可能出现真正现代意义的群治？梁启超认为：“一盘散沙之诮者，则以无合群之德故也。”但如何解决，他认为：“合群之德”，就是“以一身对於一群，常肯绌身而就群”，“常肯绌小群而就大群”。28 简单化地以“绌身而就群”来解决国家之力的问题，当然也貌似有理，而且也有国家搞过，并曾收一时暴效。这自然是20世纪的法西斯。其实，清王朝的教育宗旨就是把“忠君”与“尚群”放在一起的。那种“群”究竟是一种什麼东西，当可想而知。
由蔡元培与《新青年》共同培育的北大群治观，这才把此种观念与实践都推进到一个新时代，而其核心，就是把这种群建立在个性自觉的基础之上。
重视人的个性发展与自觉、与重视人的群体观念以及群体习惯能力的培养训练，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北大一系列现代意义的团体，都是由於蔡元培倡导或支持才出现的。例如，《新青年》团体，是他刚上任就从上海请到北大的。其后，则各种社团（包括各种学会等）纷出。例如，1917年3月，成立讲演会、评议会；4月，成立俭学会；11月，创办学生银行；12月成立书法研究社、体育会、小说研究会、雄辩会、教授会。1918年1月，成立进德会；2月，成立画法研究会、音乐团、美学会；7月，成立新闻研究会、救国会；10月，成立卫生学会；12月，出版《每周评论》、成立《国民》杂志社、《新潮》社，筹备全国专门以上学校联合会，成立消费公社。1919年1月，成立教职工学余俱乐部；2月，成立健身会；3月成立平民教育讲演团；4月，成立留美同学会；等等。从以上所列举的不完全材料可知，在五四运动以前，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北大属於全校性的团体，（其中有的超出学校范围，但非全校性团体此处不列），究已呈现何种热烈的景像！这种景像，如果不是封建文化专制主义被唾弃、被批判、科学民主思潮的高涨，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而所有这些团体的出现，都不是以什麼先“绌己”为前提的。而是恰恰相反，是以人的解放和个性自觉为前提的。也正是因为这样，这些团体才有活力和生命力。不管它们存在的时间长短，对於新教育、新文化、培养新人才都曾有过不同的作用。
在北大的学生群体中，“五四”前成立的最有影响的是《国民》社、《新潮》社与平民教育讲演团，它们的成立都得到蔡元培的支持。对於《国民》杂志的创刊，蔡元培为之作序。他认为：按北大学生之“义务”是“在求学”，其天职应在“研究高深学问”，并不应该办这个刊物。但是，现又“以牺牲其求学之时间与心力，而从事於普通国民之业务”，实在是“迫於爱国之心，不得已也。”在当时，大多数国民对国事是“漠然”状态，而一部分“有力者”也即掌权统治者，则又“日以斫丧国家为务”，故在此时只能靠少数爱国家的学生起来奋斗。也就是说，这完全是出自於学生的个性自觉。蔡元培叮嘱他们，务必“副学生之人格”，即（一）正确；（二）纯洁；（三）博大。而在“博大”之中，蔡元培提出：要“积小群为大群，小群之利害，必以不与大群之利害相抵触者为准。”而大群利害的标准，既不是某个领袖个人的权威地位，也是不某个特殊集团的利益，甚至也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利益，而是与国家一致的人道主义的原则理想。他说：“愿《国民杂志》勿提倡极端利己的国家主义。”29 因为，国家主义这种东西，正是刚刚失败的德意志所奉行的东西。
在蔡元培教育思想中，更著重的是培养学生的自觉、自立与自治，而不是简单的服从与纪律。“五四”以后，北京军阀政府时时把压制管束学生放在首位，大叫要“整顿学风”。但即使如此，1920年开学，蔡元培仍特别“望大家励行自治”，“以身作则”、“各自检点”。“人人能管理自己，同学能互相管理，不要如从前样子，定要学监、舍监等来管才好。”30 从根本上说，蔡元培是主张“大学独立的。”他认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於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的责任；不能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他著重指出：“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煞个性。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政策是求近功的。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於各派政党以外。”31
从北大看，此时期它的所有社团，都是在个人充分自觉的基础上结合的，是体现个性与群性的均衡发展的。这也正是北大社团群体的特殊可贵的品格。这个品格，是此后在五四运动中能够经受严重风浪考验、担当大任的重要条件之一。
北大在形成了上述一些基本特点后，它在五四运动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应该说，已是水到渠成了。
三、五四运动的中心与主导地位
蔡元培对於北大的革新以及其所支持的新文化运动，当然不仅仅为了“五四运动”的需要，而是为中华的振兴发展立长久之基。但是，突发的五四事件，却确实展现了北大的革新与新文化运动的某些成果。北大与五四运动的关系，简单地说，它是这场运动的中心和主导者。北大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地形成的，是实践所证明的。在此，本文只能略述其若干主要之点。
（一） 五四前，北大已确立其在我国思想文化界与教育界第一提琴手的地位。
经几年努力，至“五四”前，北大已经成为我国真正的最高学府和思想文化中心。这里不但有世无其匹的第一流的校长，而且有第一流的启蒙思想家、文化精英与著名教授。在学生中，也出现一批精英人物。他们的成果通过《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已对全国人民产生巨大的向心力与号召力。
（二） 五四前，在思想文化上和政治上，北大已进行了两场演习
1、击败林琴南为代表的旧势力的攻击
1919年3月，林琴南攻击北大的革新与新文化运动，《公言报》、《神州日报》也都大造谣言。这是封建守旧势力对於北大革新与新文化运动的一次反扑。蔡元培随即予以有力驳斥，32 全国知识界也予纷纷声援，终於使这次进攻灰飞烟灭，使新文化运动的声势大张，提高了社会对於北大的信任。
2、首次大规模的学生爱国请愿运动，已对帝国主义与军阀进行了一次冲击
1918年5月，为反对段祺瑞与日本订立卖国军事协定，留日学生归国代表团李达、王希天、龚德柏等到北大与许德珩、邓中夏进行联络，由北大带头，发动组织了两千余名学生，向总统总理请愿。如此巨大规模的请愿虽然未达到目的，但它进行的本身就是次年五四运动的一次预演。
此次请愿失败后，许德珩、邓中夏、易克嶷等继续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宣传组织工作。他们成立了“学生爱国团”，因爱国一词在当时被认为有民族狭隘性与落后性，才改为“学生救国团”。他们组织了《国民》杂志社，编辑出版《国民》刊物，明确提出：“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他们又派许德珩、易克嶷到天津、武汉、九江、南京、上海进行联络，学生界的活跃人物差不多已联成一气，甚至与孙中山、冯玉祥也有联系。1919年春北大成立了学生会，“学生救国团”一起加入，成为其中骨干力量。这实际上又为五四运动作了重要的组织准备。
（三）五四运动中的作用
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中始终处於中心的地位和起著主导的作用。这种地位和作用，是其他任何学校或团体所无可代替的。在这里，仅约略举其要者。
1、 中国人民坚定立场的最早表达者
巴黎和会开幕不久，1919年2月5日，北大学生二千余人在法科礼堂集会，当场举出干事十余人，分头联合各校学生，致电中国出席和会的五位专使，“请他们坚持前议，不要让步。”33
2、运动的最早发动者
在巴黎和会上失败的消息於5月1、2日传出后，《国民》杂志社即已决定策划组织“五‧七”的示威游行。5月3日，许德珩从蔡元培校长那里知道国务院已密令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的消息，立即约集参加《国民》杂志社的各校代表在北大西斋开会。蔡元培亲临讲话，谓：“列强对日本要在山东夺取我许多权益之无理要求，有认可之意，而我政府将被迫在和约上签字。倘不幸而如此，国家前途不堪设想。”会议遂决定於3日晚，在北大三院礼堂开全体学生大会。届时，北京高等师范，工专、医专、法专、农专、中国大学、朝阳法学院、汇文学校、民国大学、铁路管理学校、税务专门学校、高等警官学校等12所学校也派代表参加，法科学生廖书仓任主席，文科学生许德珩负责起草宣言。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学，会场气氛十分悲壮。邵飘萍报告形势后，学生们争相演说，形成一次誓师的动员会。决定於5月4日各校齐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游行，随即分头连夜做准备。很显然，如果没有蔡元培和北大学生的如此迅速的激烈反应，至少5月4日的示威是不会发动起来的。
3、集会游行的组织指挥者和正义之声的传播者
三千余人的天安门前的集会与游行，由《新潮》社的傅斯年担任总指挥，会上宣读通过了许德珩起草的《北京学生界宣言》，沿途又散发了由《新潮》社的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一万多份。《宣言》中说：“夫至於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贱种，无可语於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於奴隶牛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讲演，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著。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34 《通告》中说：“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35 这两个材料，实际是由北大带头发出表示全国人民意志的最强音。
4、全国性运动的发动者
为了使爱国运动推向全国，北京学生联合会推选北大学生许德珩、黄日葵为代表到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宣传呼吁。5月21日，各地学联代表在上海龙华体育场召开群众大会，许德珩等在会上演说，会后成立了各马路联络会。6月6日，上海商、学、工、报四界召开联合大会，许德珩又在会上报告北京情况。此间工商界终於“一律罢市，与学界一起进行。”表示“誓不反顾“。
6月9日，在北大倡议下，在上海静安寺路南洋商业专门学校成立了全国学生联合会筹备会事务所。6月16日，在先施公司东亚酒楼礼堂召开成立大会。北京的学生代表11人，其中北大代表3人，即许德珩、黄日葵与段锡朋。其后，各地也成立了学生联合会。
5、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与无畏的牺牲精神的体现者
北大既为“戎首”，北京政府的镇压与迫害就以它为主要目标。而最为狠毒的，则是逼走校长蔡元培。北大师生不仅在“抗恶”、“去恶”上表示出坚强的意志，而且在挽蔡与“卫善”上也表示了不可动摇的决心。他们识破反动政府各种阴谋诡计，不怕反动政府的军警刺刀，枪炮、马队以至扬言要烧杀，不怕反动政府的训令，监狱、法庭，不怕拷打，饥饿和一切折磨，真正是做到为真正与正义“威武不能屈”。他们在反动派的镇压中，北大所受的痛苦与牺牲也最大。例如：
在5月4日所捕的32人中，北大的学生就有20个。
在6月3日的演讲中，学生被捕达一百七、八十人，而北大的学生则占百分之七、八十。
24岁的文预科学生郭钦光抱病参加游行，又被军警欧伤，吐血致死。这些都是突出的例子。
但是，北大在全国各界支持下，终於使五四运动取得胜利，蔡元培领导的北大革新和《新青年》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文化成果，在五四运动中大放光辉，得到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经过五四洗礼的北大学生，在20世纪的中国舞台上，起著这样那样的不寻常的历史作用。
北大校长寄语数千名本科生毕业＂吃亏就是占便宜＂?
7月4日上午，淅沥的小雨中，北京大学2017年本科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邱德拔体育馆举行，3000余名毕业生参加了典礼。校长林建华通过分享两个小故事寄语毕业生，“吃亏就是占便宜”，希望北大人在任何环境中都能够坚守价值判断，守住底线。
在“最后一课”中，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提到了影响自己大半辈子的一句话——吃亏就是占便宜。在他看来，不是为了占便宜而去吃亏，也不是吃了亏就一定能占便宜，这是一种人生哲学和价值观。
“世间的事情有时很奇妙，当我以和平的心态去面对现实，保持乐观向上，生命中竟然得到了意外的惊喜。”在讲到未被推荐到师范学院，反而幸运赶上第二年高考并考上北大的经历时，林建华这样说。
对于有人讲，现在的大学正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林建华并不认同，他认为语言上的反驳是苍白无力的，赢得信赖还要靠实际行动。他希望，北大人，在任何环境中都能够坚守价值判断，守住底线，希望他们能够风轻云淡的面对成功与失败，温和平静的面对任何误解与质疑，忍耐克制地面对不公甚至挑衅。
今天，北京大学数千名本科生顺利毕业。作为全国著名高校的学子，他们的毕业去向引人关注。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介绍，在本届毕业生中，有450多位毕业生选择到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干事创业、报效祖国，有2400多位毕业生选择继续从事科学研究。
蔡元培任职期间北京大学创办的思想，与同期中国哪些事有关
一、应邀长校 学府新风
1916年9月1日，已近知天命之年仍在法国“勤于工作，俭以求学”的蔡元培收到了一封电报。电报是当时的教育部总长范源濂发来的。电文云：“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探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
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回国，以慰瞻望。启行在即，先祈电告。”收到这封恳请自己回国出任北大校长的电报以后，蔡元培思忖良久，心潮起伏，一时难以平静下来。
清季翰林出身、后为忠诚的革命党人的蔡元培，早在15年前就走上了民主革命、教育救国的道路。他以年近5旬之身去国远游，留学法国，其目的就是要融合中酉文化，培养硕学闳材，以教育救国强国。在法国，他和吴玉章等发起勤工俭学会和华法教育会，努力为中
国有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创造条件。留法勤工俭学在当时国内进步知识分子中产生很大影响，不少人积极参加到这一行列中来，其中一些入在法国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逐步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的优秀领导人。虽然留法勤工俭学取得了进展，但蔡元培并不满意。他总觉得“在国外经营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同内之切实”。现在机会来了，擅权专制的袁世凯倒台了，共和国出现了新的转机和希望。尽管当时北京大学的风气口碑不好，但它毕竟是由中央政府举办的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是对全国教育有举足轻重影响的最高学府，他可以把北大作为基地，施展自己的抱负，实现自己的夙愿。经过一番考虑，蔡元培初步打算接受范源濂的邀请，回国出任北大校长。
1916年10月2日，蔡元培同吴玉章一道由马赛乘船回国，11月8日抵达上海。对于蔡元培是否出任北大校长一事，在他的友人中有不同看法，在一些革命党人中也有异议。不少人劝他不要进北大这个是非之地，弄不好反倒会坏了自己的名声。对蔡元培深有所知的孙中山却主张他去，认为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性教育；传播革命思想。孙中山的支持和嘱托坚定了蔡元培任职北大、改造北大的决心。他当时曾说：“觉北京大学虽声名狼藉，然改良之策，亦未尝不可一试，故允为担任。”后来还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句话表示自己毅然决然的态度。1916年12月22日，蔡元培抱着整顿、改革北大的宗旨和决心，迎难而上，赴京就任北大校长的职务。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正式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北大就职视事，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有成就也最为人所景仰的一段辉煌历程。
既有革新精神又有民主作风的蔡元培，从踏进北大校门的那一刻起就与他的前任截然不同。他到校的第一天，校工们排队在校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脱下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鞠躬回礼。此后，他每天出入校门，校警向他致敬，他都脱帽还礼。这一件令校工和学生感到惊讶的新鲜事，不啻是给封建积习严重的北人吹进一股强劲的平等民主之风，预示着这所学校将在改革中走上新的途程。
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发表了就任校长的演说。针对当时北大存在的不良风气，他着重提出“拍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三项要求，并阐明大学的性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指出“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突出强调学生要把“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放在首要位置。这个演说在师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就在蔡元培就任校长的这一年，北大进行了一次纪念校庆20周年的活动。校庆纪念歌词写道，“棫朴乐英材，试语同侪：追想逊清时创立此堂斋，景山丽日开，旧家主第门桯改，春明起讲台，春风尽异材。沧海动风雷，弦诵无妨碍。到如今费多少，桃李栽培；喜此时幸遇先生蔡。从头细揣算，匆匆岁月，已是廿年来。”“喜此时幸遇先生蔡”，反映了北大师生对蔡元靖的由衷欢迎和热切期盼。
此后，蔡元培在北大兴利除弊，祛旧布新，使陈腐的北大一变而为鲜活的北大，名副其实的北大。有人评论说“蔡学界泰斗，哲理名家，就职后励行改革，大加扩充，本其历年之蕴蓄，乐育国内之英才，使数年来无声无臭生机殆尽之北京大学校，挺然特出，褒然独立，……学风丕振，声誉日隆。各省士子莫不闻风兴起，担簦负笈，相属于道，二十二行省，皆有来学者。”在蔡元培长校期间，北京大学的新风气、新局面终于出现了。
二 延聘名师 改革旧制
蔡元培接手的北大无异于新瓶旧酒：辛亥革命后校名虽然由京师大学堂改成北京大学校，但本质并无多大变化，封建主义仍然占统治地位。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顽固守旧，不容许有新思想进来。学生则多是官僚
和大地主子弟，有的一年要花几千银元，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逛妓院，对读书毫无兴趣，对当官之路却千方百计地去钻营。面对被搞得乌烟瘴气的北京大学，蔡元培首先从两个方面着手进行改革：一是延聘积学与热心的教员，引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趣；二是改革学校的领导管理体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注入民主与科学的精神。
积多年办学之经验，蔡元培深知要办好北大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大批有真才实学而又热心教育的教员。他认为“学课之凌杂”和“风纪之败坏”是北大的两大弊端。“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为此，他人尚未走进北大校门，就开始了延聘名师、罗致英才的不懈努力，并留下了“三顾茅庐”聘请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以及不拘一格聘任没有大学学历的梁漱溟到北大任教等佳话。
1916年12月26日．正是教育部正式下文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的那一天．他一大早就急匆匆地来到北京前门外大街的一家旅馆，造访因创办《新青年》、宣传民主科学思想而声名愈来愈大的陈独秀。对陈独秀，蔡元培早有所识，认为他足自己从整顿文科入手进而整顿
北大的最理想的助手。他把陈独秀列为自己延揽人才的首选对象，不辞辛苦，亲自登门拜会。蔡元墙求贤若渴，陈独秀却因办《新青年》等原因推辞。于是，蔡元培仿效刘备“三顾茅庐”，几乎天天都来探望陈独秀。有时来得早，陈独秀尚未起床，他就招呼茶房不要叫醒陈，自己坐着板凳在门口等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由于蔡元培诚心纳贤，加上他应允陈独秀把(新青年)带到北大来办等实际问题的解决，陈独秀遂同意到北大任职，并于1917年1月13日获教育部批准，担任北大文科学长。蔡元培请来的这位文科学长，两年后成了“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此后，蔡元培又相继聘请了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吴虞、鲁迅、周作人等具有革新思想和丰博学识的新派人物到北大文科任教。此外，马叙伦、沈尹默、陈垣、陈大齐、萧友梅、沈兼士、徐悲鸿、熊十力、马寅初、陶孟和、王世杰、周鲠生、陈启修、高一涵等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也被聘为北大文科、法科教授、导师。在理工科方面．蔡元培聘请当时国内第一个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物理学家夏元瑮担任理科学长，还聘请知名学者李四光、丁燮林、颜任光、何杰、翁文灏、王星拱、李书华、丁文江、俞同奎、朱家骅、冯祖苟、秦汾以及外籍专家葛利普等为教授。一时间，北大名师荟萃，人才济济，学术空气浓厚活跃，教学科研盛况空前。据1918年初的统计，全校共有教授90名，从其中76名的年龄来看，35岁以下者43名，占56．6％；50岁以上者仅6名，占7．9％。最年轻的教授徐宝璜只有21岁，胡适、刘半农也只有二十七八岁。陈独秀也才38岁。这样年轻而富于活力的教师队伍，一扫北大过去的陈腐之气，使北大成为鲁迅所说的“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
蔡元培除了积极延揽积学与热心的教员以外，还借鉴西方大学的模式，对北大的领导体制、系科设置、教学制度、课程内容、招生制度等进行厂一系列改革。
在学校领导体制方面，按照教授治校的原则，设立由校长、各科学长以及教授代表组成的评议会，作为全校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改变了过去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等少数人总理，连各科学长也没有权力过问的状况。教授代表经选举产生，校
长为评议会的当然议长。此后，在评议会以外，还设立行政会议，作为全校的行政机构和执行机关，校长兼行政会议议长；设立教务会议和教务处，由各学系主任组成，并从中推选教务长一人，统一领导全校教学工作；设立总务处及总务长一人，主管全校的人事和事务工
作。
在系科设置方面，扩充文、理两科，调整法科，归并商科和工科，改革预科，并且废门改系，融通文理，创办研究所，确立预科、本科、研究所三级学制。至1919年，全校有数学、物理、化学、地质；哲学、中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俄国文学、文学、经济、法律共13个系和文科、理科、法科3个研究所。
在教学制度方面，改年级制为选科制，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以利于因材施教。当时规定预科学生学满40个单位(即后来的学分)、本科学生学满80个单位就可毕业。关于选科的确定，分别由本科和预科教授会负责，对于一年级新生，专门设立新生指导委
员会作为其入学选课的顾问。选科制于1919年在北大首先实行，1922年起全国其他大学也陆续采用。
在教育内容和课程设置方面，重视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救育，强谓加强学理研究；沟通文理两科的教学内容，让学生掌握比较全面、宽厚的知识；重视学生美育，提出以美育代宗教；重槐学生体育，首创学生军；提倡融合中西文化，对世界科学取最新学说；主张吸收外国优秀文化，但反对简单模仿，重在掌握先进的科学方法；重视学生的外语学习，开设世界语课程；改革史学课程，重视科学方法和考古工作；积极聘请外籍专家来校讲学，注意派遣师生出国留学等。
在招生制度方面，提倡男女平等，从1920年春天开始招收女生入学，开创了我国大学教育男女生同校之先河。这一年春天，北大先后招收了王兰等9名女生来校旁听，从秋季起，正式招收女生，有9名女生被录取为本科生；倡导平民教育，从1917年暑假开始，改变招
生中的重资格、看出身的旧办法，坚持通过考试和以考生考试成绩的优劣作为是否录取的标准，使许多有真才实学的平民子弟能够入学。为了培养更多的人才，除招收正式入学的学生以外，还招收一定数量的旁听生、选科生。1918年4月14日，在蔡元培的积极倡议下，北
大校役夜班正式开办。为全校工友办夜校，这是在北大历史上，也是在中国高等学校的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创举。后来，经由蔡元培积极赞助，北大学生会教育股还办起了平民夜校，招收学校附近的平民子弟入学。这些都体现了蔡元培平民教育的思想和主张。
蔡元培不拘——格罗致人才，并借鉴西方大学的模式对北大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北大发生了巨大的质的变化。诚如冯友兰所说：“从1917年到1919年仅仅两年多时间；蔡先生放把北大从一个官僚养成所变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把死气沉沉的北大变成一个生动
活泼的战斗堡垒。流风所及，使中国出现了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的一代英才。”
三、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
蔡元培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必须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才能促进学术的繁荣和发展。他一再申明：“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这一方针突出地体现在延聘教员方面。作为民主主义思想家，蔡元培首先聘请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新派人物担任北大教授，这是很自然的事。但除此以外，他对确有真才实学的旧派人物，包括曾经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刘师培、顽固守旧的黄侃、反对共和的辜鸿
铭以及尊孔为教的梁漱溟等人也予以聘任甚至破格聘任。蔡元培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如人身然，官体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刚柔也，若相反而实相成。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沦，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沦之乐天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这段文字生动具体地概括了蔡元培的大学观和学术现：思想
自由，有容乃大。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这样的大学观和学术观的指导下．北京大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术自由、各派并存、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
据资料记载，“五四”前后的北京人学，学术空气极其浓厚、热烈。各派专家学者或著文，或开设讲座，或登台授课，各抒己见，各显神通。在北大三院礼堂里留美博士胡适正在用资产阶级观点讲授《中国哲学史》，与此同时在北大二院礼堂里则有旧学功底深厚的孔教派
教员梁漱溟在讲孔孟之道。这二人的课都排在星期六下午，各讲各的观点、体系，让学生自由选择。在文字学方面，旧国粹派的黄侃和新白话派的钱玄同，观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大唱对台戏。有一次钱玄同在讲课，对面教室里黄侃也在讲课。黄侃大骂钱玄同的观点如何如何荒谬，不合古训；而钱玄同则毫不在乎这些，你讲你的“之乎者也”，我讲我的“的了吗呢”。北京大学当时的情况颇为世人所称道。有人写文章说：“我对北京大学的感情，近来极好．心目中总觉得这是现在中国唯一的曙光，其中容纳各派的学说和思想，空气新鲜得很。”
蔡元培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不是没有原则，没有标准．没有界限，良莠混杂，是非不分，—切都包容下来呢?不是。从延聘教员来看，蔡元培是坚持很高的标准的。一是要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不但要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不但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就是我们本国故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来整理它”。就是说要有强烈的学术追求，要站在世界科学的前沿，即便对国故也要艇用新方法来整理。二是要热心教学，讲究教授法，能引导、启发学生研究，能完成规定的教学任务。三是要为人师表，有好的道德修养，能成为“学生之模范人物”。按照这个标准，他延揽了大批人才，也解聘了一些不学无术、不够资格，或者品行不端如人称“探艳团团长”之流的教员，也包括不符合要求的外籍教员。从学术方面来看，首先，蔡元培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范围限定在“与政治无涉”的学术领域，而在政治问题上他是个搞兼容并包的。正如当时北大学生所说，蔡先生请刘师培讲六朝文学但决不允许刘提倡帝制，请辜鸿铭讲英国文学但决不允许辜提倡复辟、反对共和。其次，兼容并包的各种学说必须“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否则是不会让其出现在北大讲堂上的。第三，蔡元培对各派学说并不是一概半斤八两，没有褒贬、扬抑的，相反是有所约束、有所提倡的。作为一个民主主义革命家，他在各种场合对民主科学的新思潮、新学说、新观点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大力的提倡。正因为如此，北大才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发祥地、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思想的最初基地。对于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陈独秀作了精当的诠释。他说：“北京大学教员中，像崔怀庆、辜汤生、刘中叔、黄季刚四位先生，思想虽说是旧一点，但是他们都有专门学问，和那班冒充古文家、剧评家的人不可同日而语。蔡先生对于新旧各派兼收并蓄，很有主义，很有分寸，是尊重讲学自由，是尊重新旧一切正当学术讨论的自由；并不是毫无分寸，将那些不正当的猥亵小说，捧角剧评和荒唐鬼怪的扶乩剑侠，毫无常识的丹田术数，都包含在内。……他是对于各种学说，无论新旧都有讨论的自由，不妨碍他们个性的发达；至于融合与否，乃听从客观的自然，并不是在主观上强求他们的融合。我想蔡先生的兼收并蓄的主义，大概总是如此。”当有的学对聘任留长辫、穿红马褂的辜鸿铭和“筹安会”罪人刘师培为北大教授想不通时，蔡元培对他们说：“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这说明蔡元培在实行兼容井包方针时确是“很有主义，徂有分寸”的。
应当指出，蔡元培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对于封建文化专制主义来说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方针。在新旧思想激烈冲突、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20世纪初叶，他提出这个方针是适应了时代和历史的发展的，是有利于新思想、新观点的存在、发展和传播
的。正是因为实行了这样的方针，民主科学思想乃至马克思主义才能出现在北京大学的学术舞台上，并以北大为基地迅速地传播开来。从学术发展的规律来看，没有思想的自由驰骋，没有不同学派和学术观点之间的比较和竞争，学术的发展就失去了活力，也就不可能有新
生战胜腐朽，先进战胜落后，真理战胜谬误。因此，“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是比较符合学术发展规律的要求的。当然，这个方针，主要是“兼容并包”的提法．也有其不尽完善之处。这样提没有明确指出对立面的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以及人们在新旧事物斗争中革故鼎新的责任，容易使人产生不分新旧、一概包容、任其发展的误解。然而，蔡元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这个方针，并且在北京大学成功地进行了实践，使北大开辟了中国学术界之新纪元，这是十分了不起的，其历史功绩是昭然不灭的。
北大开学典礼上该校校长郝平发言都说了什么？
总概说了五点。一、要有坚定不摇的爱国信念，“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深深地融入每一个北大人的血液中，在这次疫情中北大人不忘初心，坚负使命赴抗疫一线，无畏艰苦，最终一大批北大医护工作者获得“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和“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这是党和国家、还有广大人民对北大人的肯定。他希望同学们能把这种家国情怀，赤子之心和责任担当一直传承下去。
二、北大是一所学科门类齐全、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大学 ，大家要登高望远，能沉得下心，也能坐得住板凳，同学们既要学习基础和专业知识，也要拓展其他专业的知识储备，拥有渊博的学识，扎实的基础，宽广的视野，才能成为如今新科技兴起以及自然灾害多元化时代的人才，全面发展才更能为社会所用。
三、要无畏艰苦，不怕挫折，坚强执着。在未来的求学和成长道路上，面对学习压力，个人情感和生活上的问题，遇到挫折困难的时候不消沉不畏惧不逃避，要拥有战胜困难的勇气，迎刃而上，艰辛奋斗，乐观向上，才能学有所成。
四、知识学好了，还要培养自己高尚的人格，要真诚待人，诚实守信，对老师要有有敬畏之心、感恩之心，要和同学们培养深厚的情谊，互学互助， 加强人格修养 。五、平时要加强体育锻炼，增强身体体质，保持积极阳光向上的状态。要多运动，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养成良好生活习惯，疫情未结束，注意做好日常防疫工作 。拥有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的学习知识。
最后就是表达了他对同学的祝福和期盼。
北大校长倾听学问的声音后说了什么？
9月8日上午，在北京大学邱德拔体育馆，3000余名2017级北大新生齐聚一堂，参加开学典礼。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在典礼上，以“倾听学问的声音”为题发表了讲话。
不要因为分数禁锢了好奇心，每一门课程和每一个课题都是探索自然和人类自身奥秘的机会。” 林建华对同学们说， “我想提醒大家，不要太功利、太短视，不要随波逐流；要追随你的内心，找到自己的兴趣。实际上，每一个专业背后都隐含着专业精神。”
演讲的精彩内容
四十载岁月如白驹过隙，一切都在变化，但有一点却始终如一，不曾改变，那就是北大人的家国情怀、敢为天下先的无畏精神和不懈的学术追求。
未来会怎样？你们将会面对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可能是很多青年人心中的疑惑。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中国的迅速崛起改变着传统的世界政治格局。这些事情听起来很大也很遥远，但已经发生在我们身边了。
使同学们成为能够引领未来的人，是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也是对教育观念和教育传统的挑战。学校正在进行本科教育改革、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目的就是要为你们提供更好的学习和成长体验。
勇于发现和承认自己无知是真正自信的表现。你们都非常优秀，我希望大家不怕问题和困难、不教条僵化，不固步自封，始终保持开放的心态、勇于质疑、虚心学习。
北京体育大学怎么样啊？
作为一名过完第一个学期的大一新生，终于可以回答啦，以下的内容仅供学科生(运人)参考。
北体有术科生学科生之分：纯文化考上来的是学科；有运动技能的是术科。本人是运动人体科学学院的。上高三的时候就想来北体的这个专业，最主要的是对这门课非常感兴趣，然后分数线也没那么高，所以最终很顺利地来到了这里
对于学校条件呢，北体还是很有槽点的。在这里，有的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图书馆，一个拥挤的教学楼，一个高峰期找不着座位的食堂。而且，图书馆和教学楼都是在晚上十点左右关门，所以很多人说北体没有什么学习氛围也并非恶意，因为事实确实如此啊..希望学校在扩招的同时也努力保证一下学生每天的学习生活质量吧.. 我相信很多体大的学子都能列举出很多值得吐槽的地方。
但是，毕竟，这又不是隔壁清北，在北京这样的条件也不错了，北体作为一所211大学，中国体育最高等学府，学校优秀的学生非常多，讲真，我身边不乏很多高考失利才来到这里的，既来之则安之，觉得不合适就回去复读嘛， 我来到这里的时候，确实也没有报多大期望，我只想着能尽力就好。但是体大却给了我惊喜。在这里你真的会发现体大的氛围就是与别的学校不一样，大家都是处处散发着活力、走路带风的年轻人。
学校体育资源丰富，就是在体育方面无论从软件还是硬件都很厉害，你能想象到关于体育的一切这里都有，但也不是没人能敌，比如说清华在某些硬件和学术方面胜过我们。但是清华太难考啦，能考上清华也不会来问北体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或开玩笑或认真地去按照隔壁清北的标准严格要求我们的体大，也是说明了我们对体大未来的美好期望吧，至少我们体大并非无药可救，也希望北体的管理者们也能认识到这一点，继续造福每个体大学子…
学校里老师很好。不涉及老师人品，好老师坏老师哪里都有。我说的是因为很多学术性大学，老师本身也要做研究，所以经常会有老师沉迷自己的课题，教学一团糟这种，但我读的院系因为学术空间实在有限，老师对教学抓得就很严，学生下限会比较高一点，挂科很少。
说实话，教育资源永远是稀缺资源，有能力抢到更好的资源当然不用来这里将就，能力有限只能达到这里也没必要抱怨，多大的胃口吃多少饭，虽然学校管理偶尔会做很让人无语的决策，但是确实这个学校享受到了国内在体育教育方面最顶尖的资源。另外，作为一个跳板，这个学校从某种方面来说还是很合格的，在这里“卧薪尝胆”四年，也有很多从这里走出去的优秀人才，如果你想利用211的优势还有要来帝都上学的话 北体真的是相对而言最容易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