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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淮安府海防分府是什么级别？主官是不叫同知？
明清两代，国家开始设立专门漕运和河道机构，管理着天下漕运事务和大运河的畅通。在这两个朝代中，京杭大运河紧张有序地脉动了500多年的历史，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每年给中央政府和北方戍边的军队，以及整个社会，运送了大量的给养，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和整个世界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一府两总督，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陆续开府于大运河最古老的中心点淮安，给淮安留下了说不完的话题。本文即拟对漕运总督与淮安地方史上的一些问题，诸如漕运总督、漕运武臣的历史功绩，以及他们与淮安地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慈善事业等方面的关系，作一些简略的勾稽和叙述。
漕运总督的设置
漕运自古有之，管理漕运的官府、官员亦自古有之。漕务开始是不单独设官的，因为它是相关官府的本职业务范围内的正常工作，由他们按照规定去完成。即便是有特殊需要，临时设官提调，亦是即设即撤，不为常设机构。自唐以后，始设专官管理，然亦多以他官兼领之，专职官员很少。明代设立的漕运总督，则完全相反，不但设专职的漕运官员，并且以漕务官兼他官。所兼任的其他职衔，则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漕运任务而兼领的。
明初不是一开始即设漕运总督的，而是沿袭元代的办法，最初时设置京畿都漕运司。洪武元年（1368）置漕运使，仅正四品官。因为天下财富粮食多出在南方，而京城在南京，漕务不忙，故至十四年即罢废了。朱棣做了皇帝，拟迁都北京，自永乐二年（1404），始设漕运总兵官，专门负责治理漕务。当时还设有副总兵、漕运参将，与总兵官一起统领官军海运。后来海运罢废了，便专门督理内河漕运。因为漕运离不开河道，天顺元年（1457）又令漕运总兵官兼理河道管理。漕河运粮是有一整套人马的，各省设把总，天顺元年设把总12：南京2，江南直隶2，江北直隶2，中都1，浙江2，山东1，湖广1，江西1。由漕运总兵官、漕运参将统领12把总都指挥，分统各卫所漕运。这12总统领127600人，运船11700只。另有遮洋一总，有7000人，海船350只，专司漕粮海道运输。这13总统称为运军。这些把总由各卫指挥使(清代称守备)和千户担任，他们是具体押解漕船运粮的官儿。
第一任漕运总兵官是平江伯陈瑄(1365—1433)，他负责整个漕运的全部职责，包括海运、河运和陆运。海运由海路进行，河运则循元人初道，由南运河向西北，过黄河水陆并用达北京。自永乐九年会通河成，京杭大运河修复，废止海运、陆运，单用河运。此后陈瑄在沿运各处，特别是在淮安，修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如循宋代乔维岳故沙河故道，修通了清江浦，避免了五坝盘驳和淮河沉溺的风险。
在这其间，陈瑄到处奔波，基本上无固定官所。淮安是大运河的中段，是黄淮交汇的地方，是整个漕运的关键。后来，运河治理就绪，陈瑄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淮安。因此，宣德二年（1427），朝廷命漕运总兵官开府淮安，并加“镇守淮安”的职衔，所以又称镇守淮安总兵官。陈瑄总管漕运30年，为明清漕运奠定了基础，于宣德八年（1433）卒于淮安任所。接任漕运总兵官者，多为开国功臣的后裔，他们世袭侯爵或者伯爵。陈瑄一家就有4人先后担任过这一职务，他们是陈瑄自己和他的曾孙陈锐、玄孙陈熊、六代孙陈王谟。他的孙子陈豫虽未任过漕运总兵官，但曾于景泰五年（1454）与江渊抚循江北及鲁豫水灾，曾请求朝廷筑淮安月城以护常盈仓。他也是为漕运出了力的。淮安人民非常感激陈瑄，在清江浦为他立了一座陈公祠。
宣德年间，漕运事务逐渐繁忙，而漕运又广泛牵涉到各省行政、军务，需要做大量的协调工作，不是一个武臣所能办得了的，所以朝廷经常临时派遣侍郎、都御史、少卿等文职官员参与督运。至景泰二年(1451)，朝廷认为文官的参与必须常态化，始命“素有才望”的王竑，以副都御史为漕运总督，常驻淮安，与武臣一同治理漕运，俗称“文武二院”。他们的分工是文臣负责与各省粮道，共同按规定将应征的漕粮征集起来，由武臣负责押运进京，即所谓“文督催，武督运”。
漕运总督的头衔和职责
明代的漕运总督的全衔一般情况下是“都察院都御史、总督漕运、兼提督军务、巡抚凤阳等处地方”。
第一个头衔是“都察院都御史”。他们多数是带“右”字都御史，因为一般情况下都是左都御史在京主持都察院正常事务，所以“左”字是不能给他们作加衔的。有时是佥都御史，佥都御史则级别低一些，大约是新任者资历浅的缘故。都御史这个职衔虽有点虚，不能参与都察院正常事务，但他可以像其他都御史那样，弹劾惩治他所辖范围内的文武百官。因为漕运总督是个跨省跨行的官，这个职衔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头衔是“总督漕运”，这是他的核心本职。漕运总督驻节山阳，总督天下漕运事务。凡湖广、江西、安徽、浙江、南直隶(清代称江南)各省设立粮道，由漕运总督节制，负责征集应征调的漕粮。这些省之粮艘衔尾至淮安，悉经漕运总督查验，方能由运河北上。山东、河南两省的粮船虽不经此地，但亦必须按漕督的统一要求，由其下属官员督查，准时办好漕粮差事。
第三个头衔“提督军务”，他和其他各省总督一样，拥有一定的兵权。明代漕运总督统领颍州兵备道、徐州兵备道、淮扬海防道，中都留守司之凤阳等7个卫，洪塘守御所，南直隶之庐州卫、扬州卫、高邮卫、仪征卫、滁州卫、徐州卫、淮安卫、大河卫、邳州卫、沂州卫、泗州卫、寿州卫、宿州卫，海州中守御所。所以漕运总督人称为帅、大帅、漕帅，他设有军门，有中军，左营、右营、城守营。他所在的淮安城的守卫，不须地方政府如山阳县、淮安府的来管，而是由漕运总督署城守营负责，地方官府只是协助而已。有战事还可调动所辖范围内的军队，如扬州营、徐州营等。有时，朝廷还因需要而扩大其军权，《明世实录》卷21记载，嘉靖元年（1522）12月丙戌，因为山东农民起义，皇帝命令总督漕运都御史俞谏，“不妨原务，与总兵官都督鲁纲，一同提督山东、河南、北直隶等处军务，以便宜节制镇巡等官，设法抚剿，选团营惯战官军三百人，人给银二两，随纲听征。”
第四个头衔是“巡抚凤阳等处地方”。也就是说他兼任一个巡抚，像一个普通巡抚那样管理一块地方。因为在明代凤阳是皇帝的老家，虽然明明开府淮安，却不称淮安而称凤阳。但是，有时人们还是称他为“淮抚”，而不称“凤抚”。“等处”是指淮安府、扬州府、凤阳府、庐州府，和州、滁州、徐州，总称四府三州。庐州府、和州、滁州在今安徽，庐州府即今之合肥。它包括了长江以北整个淮河中下游地区。虽然辖地与南直隶交叉着，但他仍然要对他所辖范围内的事务负责，明末张献忠烧了凤阳，漕督杨一鹏不就因此掉了脑袋了吗？所以淮安俨然是一个行省，漕运总督不光是一个专业官员，也是一个方面大吏，而淮安则是一个准省级城市。漕运总督要像其他督抚那样，总理全省军政事务，包括督理钱粮、操练兵马、修理城池、抚安军民、禁革奸弊等事项。如有战事发生，可以选将调兵，组织备战。对于才能不济或是不听命令的官员，文职五品以下，武职四品以下，都可以参究、拿问乃至以军法从事。至于上书弹劾，致某一下级官员被贬被杀，更是小菜一碟了。
其实，淮安有巡抚在前，有漕运总督在后。在未漕运总督时，淮安就曾有巡抚了。《明史纪事本末》卷24“河漕转运”载：耿九畴，景泰元年（1450）10月由刑部右侍郎任巡抚凤阳。敕曰：“往者命尔巡治盐法，今特命尔兼巡抚凤阳、淮安、扬州、庐州四府，滁、徐、和三州，抚安兵民。”其范围与后来漕运总督所兼巡抚的范围一样。
漕运总督的事务本来就够忙的了，还要巡抚这么大一块地方，经常忙不过来，所以经常单独另设一巡抚。如成化八年分设过，第二年就裁并了，正德十三年又分，十六年又合。嘉靖三十六年因倭寇骚扰，又单设巡抚，以李遂充任。倭寇平息后，四十年又裁并。崇祯十四年又分设，直至明亡。
还一些曾经有过的或者时不时兼任的头衔：
兼管河道。明初刚设漕运总督时，还“兼管河道”，即兼管运河、黄河等河道的治理。后来有了专管河道的总督，就不再兼了，但是遇到河漕有了争执，还是经常由漕督兼管河道。清代也是这样，凡河道总督缺裁时，常由漕运总督兼任。
兼理海防。这个职衔在明代，大约始于杨一鹏。崇祯六年（1633）他任漕运总督时，头衔最后就是多了“兼理海防”四个字。八年（1635），他被逮治后，继任者朱大典亦有之。十七年（1644），田仰任漕运总督时也有这一职衔。但是在清代，已成为一个固定的职责了。
在清代，漕运总督的职责情况有所不同。顺治元年（1644），仅设漕运御史，次年5月年即设漕运总督，仍驻淮安，但不兼凤阳巡抚了。顺治六年（1647），仍仿照明朝办法，由漕运总督兼凤庐巡抚事。十六年复单设江北巡抚，漕运总督则专管漕运，不再兼巡抚职。后又裁省江北巡抚，仍由漕运总督兼任，但不名“凤阳”、“江北”，而曰“淮扬”，提督军务如故，外加兼理海防、粮饷职衔。咸丰十年（1860），因为太平天国革命，形势紧张，又授权漕运总督节制江北镇、道各官。光绪三十年（1904），即改设为江北巡抚，正式成立一个新的行省，曰江淮省，但第二年即撤销了。
清初虽仿明制设立漕运总督，因为用的是汉臣，鼎革之际，新统治者实在有点不放心，因而又于顺治三年（1646），添设理漕部堂。由满洲侍郎一员出任总理，与漕运总督同督漕运，名为“襄治漕务”。实际上是一个监督漕运总督的机构，权势煊赫，远过漕抚。据吴玉搢《山阳志遗》记载，初莅是官者为库礼，“初入中国，言语不通，性情各异，不治吏事，事皆其妻主之。有梁通事者，剽悍残忍，勾结内外，从中阴阳其说，以残贼良民。”因为此是一个多余的机构，且做了许多不得人心的事，顺治八年（1651）即裁省。十三年（1656）复置，十八年（1661）永裁其缺，漕务仍专归漕督管理。漕运部堂的衙门在淮安新城。明末刘泽清封东平伯，利用大河卫官衙改建为藩府。明亡，刘泽清被腰斩，遂以藩府为部堂公署。漕运部堂是在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只存在了十几年时间。
漕运总督署下设机构
常盈仓。为了适应兑运的需求，永乐年间开始，在运河沿线建立若干仓库，便于随时储存和转运漕粮，这主要是淮安、徐州、德州、临清四大水次仓。由户部每年派出主事4人，分驻上述4仓。在淮者名常盈仓，永乐十三年（1415）建于清江浦。莅是官者多为文人，常聚结一班墨客骚人吟咏唱和。其中有个叫林洙的，就与吴承恩有过诗文交往。仓内还建有一座寄寄亭，程敏政作过一篇《寄寄亭记》，抒发他人生如寄的感慨。吴汝奇等还编过一本《常盈仓志》。万历《淮安府志》卷3载，当年有官厅3间，仓房6间，经历厅3间，天字等厫百余间，周遭墙围，岁储70万余石。后以漕粮停止兑运，俱用军丁长运，而转运之制遂罢，常盈仓遂岁久倾圮。《明穆宗实录》卷64载，隆庆五年（1571）12月，漕运总督王宗沐建议复行海漕，将淮安府属州县漕粮储于常盈仓，来年由淮安出海运京，因命官重建常盈仓仓厫80余间。然海运实行年余即停，仓又空置无用，仓官无事可做。万历八年（1580），朝廷将淮安府四税银并商税银交由该仓征收，于是管仓开始兼管抽税。康熙九年（1670），征税业务全部归并淮关，常盈仓遂彻底废止。
抽分厂。明初于清江浦设清江、卫河二厂，督造运船，差工部都水司一员督理。当时用于运河漕运的船只，船厂大都设在淮安府的山阳县，船厂鳞次栉比，每年造船560多只，花费白银5万两。当时船厂附近有很多经营钉、铁、油、麻等造船物资的商店，以淮安河下为最多。河下的粉章巷、竹巷、绳巷、打铜巷、钉铁巷等也因此而得名。造船厂的隶属关系是经常变化的。开始时，永乐皇帝命令陈瑄直接管理。后来，分设南京、山东、凤阳、直隶四个总厂。各总厂分厂由各卫所官吏负责，上面统管于工部的都水郎中。嘉靖年间，撤销卫河提举司，全部工程均由清江提举司负责。清江提举司就设在板闸与移凤闸之间。嗣后，又将此权交给漕运总督，由他选择有能力的卫所指挥二人公理船政，并以千户、百户、镇抚等卫所官为各厂头目。万历四十年（1612），漕运总督陈荐建议设立东河、西河两船政厅，由这两个船政厅管理全部船厂事务。东河船政厅由淮安府的一名同知负责，西河厅则由扬州府的一名同知负责。(《国榷》卷82记此事在万历四十一年3月乙酉) 东河厅管理南京、山东二总厂，西河厅管理凤阳、直隶二总厂。这两个船政厅都设在清江浦。到了清朝，情况又有变化。顺治二年（1645）南京厂改为江宁厂，直隶厂改为江南厂。江宁厂的造船业务转给龙江造船厂，剩下的船厂时设时停。康熙七年（1668），又将西河厅并入东河厅。到了雍正二年（1724），清政府彻底关闭了这里的所有船厂，终止了这里近300年的官办造船业。但它的船坞码头存在了很长时间，乾隆皇帝下江南过淮时，他的龙舟就多驻泊在直隶厂。当年这个工部厂还兼收税，凡造船用的竹木等物，应于船料者，三十税一。视货物之多寡为盈缩，初无定额，每岁约12000两为准。后来抽及货物，其有涉漕造者，为抽分，为余羡，为船钞。有兼济河工者，为由闸，为石价，为梁头，为扣利，为折夫诸名色，共抽分银51225.1两。康熙九年（1670），该厂归并淮关后即废止。
管河二人，由工部郎中二人，一驻安平镇，分理济宁以北，一驻高邮，分理济宁以南。济宁是个分界点，后来设置河道总督，开始时即驻节于此。
管洪。由工部派出主事二人，一驻徐州洪，一驻吕梁洪。徐、吕二洪是河漕的咽喉，陈瑄凿石疏渠而成。虽正统间曾有令“总督漕运官不得委武弁分管闸坝”，漕运总兵、参将每年押粮北上，也还是经常关注此二淮洪的维修的管理。漕运参将汤节以二洪流速过快，极易损坏漕舟，於上流筑堰，逼水归月河，河南建闸以蓄水势。并以大石筑两堤，锢以铁锭，以资牵挽。
管闸。由工部派出主事二人，一驻沛县，一驻济宁。
管泉。由工部派出主事一人，驻宁阳。
后来有了河道总督，以上这些管厂、管洪、管闸、管泉的河务官员，就逐步划归河道总督管辖了。
理刑主事。由刑部派出一人，驻淮安，正德《淮安府志》卷6记载，“在府治西南隅。正堂3间，后堂3间，厢房东西共6间，茶房3间，书房3间，卷库3间，碑亭一座，在大门内东。神祠3间，在大门内西。仪门3间，大门3间，照壁一座。”淮安城内过去有一条刑部街，大约就是其所在。淮安今无此街名，其地大约在今大鱼市西街西端，当年此地接近运河边，出入方便。漕运方面的案件，别的部门是无权过问的，都得由此衙门来处理。
提举二人，一驻清江浦，一驻临清。清江提举司设于正统元年9月，其地在移风闸以后，督造运船。
以上由户部、工部或者刑部派出的官员，基本上是一年一轮换，也有三年一轮换的。他们仍属于原来的部门，并由原来的部门任命和罢免，但同时归漕运总督管理节制，协助漕运总督处理各有关事务，就类似今之临时综合治理工作组、办公室一样。
淮徐道，正德六年设，有时在淮安，有时驻徐州。
淮扬道、淮海道等，其公署原为明漕运总兵府，见后漕运总兵府一节。
漕储道参政，隆庆末实行海运，将热衷海运的山东布政使王宗沐升任漕运总督，隆庆六年（1572）正月，复从王宗沐言，运务烦重，宜添设一官专理。于是将山东参政潘允端移驻淮安，专理漕务，负责协理漕储、催趱重运。此为第一任漕储道参政。此缺于康熙初裁，前后共有49人任过此职。此次变革的同时，奏准裁革了漕运协同参将。此举为文官单独督漕向前迈进了一步，也为后来撤销淮安漕运总兵官打下了基础。（《明穆宗实录》卷65）漕储道署在府治以南，山阳县学以北，隆庆六年建。（万历《淮安府志》卷3）
淮海兵备道，天启二年（1622）设。分管山阳、清河、桃源、海州、赣榆、盐城8州县营卫钱粮，驻扎淮安府城。（光绪《淮安府志》卷10）兵备道署在府治西南，山阳县学西百步许。（万历《淮安府志》卷3）
武臣退出，漕运总督独立管漕
镇守淮安漕运总兵官级别特高，多是由明代开国勋爵大臣的后裔担任的，他们承袭了父祖的勋爵，为伯为侯。《清史稿》称之为“超品”，即在九品十八级之上，远远高于同理漕政的文臣。他们的工作与漕运总督虽互不隶属，只是相互协调配合，但在会议与互相拜见时，武臣一直处于文臣之上。这与他们的职级、政治地位有关，另外漕政是先由武臣管理的，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先进山门为大嘛！
明清时代的督抚品级问题，两朝有相同之处，也有不一样的地方。相同之处是管一省或数省军政司法，或者某一专项事务的省部官员；不同之处，明代督抚是中央派出的官员，虽在地方工作，但仍算是都察院的官员。《明史·职官志》说，“在外加都御史或副、佥都御史衔者，有总督、提督、巡抚、总督兼巡抚、提督兼巡抚”，这明显是承认督抚的“都察院都御史”的职衔为加衔，但督抚一职的性质、职责范围，仍是与都察院其他属官一样，放在“都察院”一节里叙述的。《清史稿·职官志》则不一样，督抚是以“外官”来叙述的。《明史》没有单独讲督抚的品级，只讲了都御史及副、佥都御史的品级，是正二品到从三品。大约是督抚可以参照的意思。《清史稿》则讲“总督从一品”，与中央六部尚书同级；巡抚则未明言。其实这些品级都只是一个相似的规定。实际上不是固定的，不一定当上总督或巡抚就是这个级别了。还要看资历深浅，主要是看他提任前的职级，原来是几品就是几品，以后逐渐再提升级别。因此，明清时代漕运总督，高的可到从一品，低的是二品、三品，甚至从三品。大体上来说，一般与六部侍郎相当，有的漕运总督则带有工部或兵部侍郎头衔。但他们与六部尚书文移及会见，则处于同一地位。
文臣虽然比武臣品级低，但他们的政治管理和协调能力的优先，而且后来漕运事务基本都是漕运总督负责的，武臣作用逐渐减弱。特别是设立漕储道以后，押运事务也由文臣与把总直接负责，使得武臣显得可有可无，因而政治地位下降，必然要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万历年间有一位漕运总督叫李三才，在明清漕运总督中是任职最长的人，自明万历二十七年至三十九年任漕运总督长达12年之久。他办事治尚威严，雷厉风行，打击了陈增等矿监税使的威风，实行了不少恤民的惠政，深得百姓的拥护，名声渐渐远扬，职衔则擢至户部尚书。他是当时思想激进知识分子的代表，被誉为“言足以犯当世之忌而无其险，功足以为端人正士之伟而无其奇，风足以廉顽直懦流映千载而无其高”，因而成为地方官吏中声名最响，是入阁为相呼声最高的人。当时的漕运总兵官是王守仁的孙子王承勋，虽是万历二十年（1592）8月就充漕运总兵官镇守淮安，但资历浅，才力懦，李三才“以气凌驾之”，王不敢与之抗礼，只好“移坐其下”，改变了文卑武尊的传统。(乾隆《淮安府志·历代漕运》)。不久，因为海运已停，河运的事文臣都可完成，武臣督运实属多余。万历四十年（1612），王承勋请告回家，朝廷便撤销了漕运总兵官一缺，不再派官。（增辑本万历《淮安府志》卷7“兵卫志”）崇祯末，曾派抚宁侯朱国弼来淮安镇守，那主要是出于对付农民起义军而设的，与漕运无关。从那以后，便结束了文武两院的局面，漕运总督成了完全意义上的漕运总督。
漕运总兵官与漕运总督的官衙
淮安总兵府署在淮安南门大街西侧，是当时淮安知府彭远，利用宋元时期的三皇庙旧址改建的。大约周围还有不少驻军，故明代称之为永安营。当时陈瑄的府第就在这里，西边为私第，东边为官宅，即总兵官府。此地今已改建为楚州宾馆。当年总兵府有正堂5间，中间有一扁额，题曰“总制漕运之堂”。后堂亦5间，匾曰“不欺”。另有厢房、库房数十间，还有仪门、大门、照壁之类。（正德《淮安府志》卷6）因为此府的主人不是侯爷，便是伯爵，自然就应当有侯门深似海的派头嘛。
但后来又有了一个新的总兵府，地点在淮安府署的东边。当时人称原有的府为南府，新建的府为北府。明万历《淮安府志》卷3云，“漕运总兵府二，一在旧城南门内迤西，与督抚都察院并，乃陈恭襄镇守时，知府彭远因三皇庙废基创，成化五年，知府杨昶修，今称南府。一在淮安府治东，称北府，多居之。万历元年灵璧侯汤公世隆重修。”
后来漕运总兵裁撤，总兵府便成为各种道署。增辑本万历《淮安府志》卷7云：“漕运镇守总兵府公署二：一在郡城南门内，一在郡治东。今在东者改为淮海道。”同治《山阳县志》卷2记载：“淮扬道署在城东，本明总兵府，后为海运、淮海、淮扬各道署。”又《跰*余话》卷5记载：“淮扬道旧驻府城，乾隆五十八年始移至清江浦。嘉庆九年，废署改为孚佑帝君庙，俗称吕祖殿。局势宏敞。初自北至道署，例由小坝换乘城河船，入北水关，至吕祖社上岸。两岸皆旗亭酒馆，生意极盛。由北门东转为豆腐巷，向东城隍一带，为蜡烛街、台山寺。左右称‘道后’，向东则称‘道东’。自道署废后，瓜畦菜圃，弥望皆是矣。
为什么又有新的总兵府署呢？可能是有了漕运总督以后，漕运总督的官衙就建在总兵府西侧。大约因为总督府扩张需地或者其他什么原因，总兵府就被挤出去了，此地逐渐成为漕运总督府的一统天下。新的府署的位置，在淮安府署所在的东门大街东端，后改为淮扬道署，清代又改为孚佑帝君庙，俗称吕祖社，解放后又被改为工厂，今已无遗迹可寻了。乾隆《淮安府志》卷11云：“淮扬道署，先为总兵府，后驻海运道，改驻淮海道，今为淮扬道公署。乾隆十二年重修。鼓亭2座，仪门大门3间，大堂3间，穿堂3间，后厅7间，寝堂7间，宝敕堂5间，厅堂厢房各6间，七星楼7间，宾馆3间。”
陈瑄为漕运总兵官时，他住在原总兵府西侧。正德五年漕运总兵陈熊得罪了刘瑾，这座宅院被籍没充公，以14400两的价格拍卖掉了。陈瑄以后的总兵官的住宅就不在这里了。因为那座房子即使不被抄没，也是陈氏私第，当然得另找地方住了。正德《淮安府志》卷6称：“总兵宅，在府东四望亭”。四望亭今不知所在，有人说新总兵府就是明漕运总兵官的官宅。则今之淮扬道署遗址当为四望亭的所在了。
漕运参将的官署在何处，只有增辑本万历淮安府志卷7有一条记载：“漕运参将府在郡城中察院西。隆庆六年革止。”隆庆六年以前淮安城内察院只有一处，即漕运总督府。在此之西，当在今察院街的西端。正德《淮安府志》卷6也有一条，说“参将宅，旧在揆文坊，正德十一年改□馆为之。”参将宅与参将府是否在一起，揆文坊是否就在察院西街，现已无法查考了。
漕运总督在淮安城内，先后有三处遗址。第一个总督府便设在总兵府的西侧，与总兵府并排面南。据说漕运总督署与漕运总兵署“两署中通，一堂治事，统称帅府”。其地原是陈瑄的旧居。因为漕运总督有都察院都御史的头衔，所以漕运总督府一称都察院，所以称这条街为察院街。后来漕运总督府迁走了，这里仍为察院，是巡按御史、提学御史、学政来淮时驻节的地方。因为北面有新建的漕运总督府亦称察院，这儿便称为南察院。清代在这里增设考棚，考童生、秀才的县试府试和院试，都在这里举行。
嘉靖十六年，漕运总督周金，将总督府迁到城隍庙东（今楚州广电局），此为漕运总督府的第二个遗址。
万历初，漕运总督凌云翼又将总督府迁到淮安城的正中央，即今天所保存的漕运总督署遗址。其地原为元代淮安路总管府，本是唐宋时代楚州的官衙，万历《淮安府志》称，乾道六年，录事陈敏兴修过。明初建为淮安府署，随即为淮安卫指挥使华云龙夺为淮安卫署，万历中复为漕运总督所夺，成为漕运总督府的衙署，一直使用到清末。乾隆《淮安府志》卷11记载，当年有“大照壁1座，鼓亭2座，大门5间，角门3间，仪门3间，大堂5间，中厅5间，东西耳房4间，大楼5间，后厅5间……寅宾馆3间，司道府县厅9间，中军旗鼓卫官厅共20间。”此外还有笔帖式番译处，牌坊3座。光绪末，曾于此创办江北陆军学堂，培养过一批军事人才。民国起为体育运动场，今经发掘，作为重要文化遗址保护，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